新近看到在媒体发起的国学盛典上，国学大师钱穆之子钱逊讲了这么一件事：成为国学大师之前，他在清华大学教过28年的政治课，因为在讲西方理论的同时“是批判中国传统文化”， 一说起这个事情来，他就觉得非常惭愧。这之中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和老爹钱穆唱对台戏，另一方面也许就是基于对国学的批判吧。其实这些不过是我的推测，实际上两方面说的都是一件事，如果不是基于“国学”，因为观点不同，老子和儿子互相批判，据理力争搞得面红耳赤，本来是不该有什么尴尬和惭愧的。

　　有一段时间，我们提到孔子，言必称孔老二，似乎人格的减损轻易就可以将孔子开山的学问踩到脚下。近些年以来，情形倒转，以国学的名义，孔先生又被置于神圣的地位，虽然就传统文化而言到底什么是国学，现在还有点稀里糊涂。所以呢，话说回来，即便是认真地批判一下“国学”又有何妨呢？

　　虽说是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然而作为一种学问，我想国学也非全是真理。而且，如今很多打着国学幌子的学说本身也不是那么纯净。从理论意义上说，价值、道德甚至理想等大杂烩的国学可以被放在很高远的位置上，但从生活现实的角度审视，可能就不全是那么高尚了。比如孔子高大的言论：“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现实里孔子本人也未必是力行者，倒是老子对此有很好的解说：“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正是所谓“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种迂回争锋，使本来可以正当的牟利演变成阴谋诡计。假如孔子受到过老子教诲的传说是真的，这样的理解会不会更真实呢？听呼？信呼？置身世俗世界，国学教化千年的国人会怎么取舍呢？断不至于“语皆道古以害今”罢。

　　钱逊先生一定也批判过所谓“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之类。当然，有些时候可能不太像正常状态，不过换一个角度来审视国学，应该不会是坏事。无论是学术的道理，还是思想的理论，都是在反复的诘难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儒学走到今天也是这么经历过来的。在董仲舒罢黜百家之前，孔门学问就多次倒下爬起，再倒下再站起来，莽夫秦始皇之前，像墨子、韩非子这样抬杠的人从来就没有少过。到集大成的朱熹“存天理，灭人欲”之后，一统江湖的孔家店也并未远离经年不断的冲击。

　　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和钱穆关系也很密切的人，那就是余英时，作为钱穆的亲传弟子，他就没有孤守道统，反而是通过全新的视域，更上层楼地解读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这没有减损国学的光辉，倒是起到了光耀国学的实质作用。

　　新近荣获汉学界“诺贝尔奖”——“唐奖汉学奖”的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国没有不变的道统、学统，历史不会一成不变。在《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再研究》一书中，据专家介绍，余英时就指称朱熹终其一生的重要学问都和宋代盛行的党争相伴始终，虽言必称“理”，但“内圣”为的却是“外王”，由之，还原了这位伟大的孔家店开山祖师的肉身形象。在余英时看来，中国学人所应致力的，当是在继续发掘本身已有的精神资源的同时，“更新自己既成的价值系统”，惟其如此才不会在变局中迷失自己，甚或还可以贡献一己，为万世开太平。

　　显然，我们不应该，也完全没有必要怀着崇敬的心理，去神化、圣化一门学问，曾经“幼稚”的批判从程序上看，更彰显着学术的道理，大可不必愧疚于心，否则的话，关涉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恐怕就不太适合名之为“国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