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可能并不喜欢韩寒、郭敬明式的文学，但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和影响力——

　　近日，北大教授陈晓明提到了韩寒、郭敬明：“他们（韩寒和郭敬明）的文学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随后又是一种市场商业行为，留给文学史的意义并不多，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给这个时代的文学完成自我突破做出多少艺术上的贡献。以他们俩目前的趋势来看，在文学上没有前景，但在商业上、在扩大文学的影响力方面是有卓越贡献的。”

　　在陈晓明教授看来，韩寒和郭敬明算不上是文学前进的主力，只能算是文学的商业推动者，更多的作用在商业上，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寥寥无几。对于这种看法，笔者持保留意见。我同意陈教授对于韩寒、郭敬明的商业定位，但对他们的文学史定位并不赞同。在我看来，韩寒、郭敬明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不一定很寡淡，而且有可能会意义很大。

　　陈晓明教授的文学定义还很传统，如果以传统的文学概念来衡量韩寒和郭敬明的话，那他们二位的确不值一提。甚至，有人对他们会有“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鄙视”。但问题是，传统的文学样式、传统的文学推广方式、传统的文学写法，在今天这个互联网社会已经很难行得通了。的确，他们的“文学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随后又是一种市场商业行为”。不过，这种因市场而生、又因为粉丝的追捧而推广的文学，相对于传统概念的文学来说，难道不是一种改变吗？我们可以叫他们的作品为“粉丝文学”、“市场文学”，但单凭这种改变，文学史上就值得记上一笔；或者也可以叫他们为“拜金文学”、“段子文学”，既然“鸳鸯蝴蝶派”的走红都可以在文学史上大书特书，那“拜金文学”也应该可以的。虽然我个人并不喜欢韩寒、郭敬明式的文学，但我们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和影响力。

　　在自己的时代让当时的文学脱胎换骨，这是有极大文学史意义的；但并不是非得让当时的文学脱胎换骨的作家才有资格进入文学史，勉强维持局面甚至让文学停滞、使文学变味、把文学引入歧途的作家，也应该具有自己的文学史意义。最起码，文学史应该记住这样一笔：“某某与某某某的作品，让某个时代的文学长期处于不正常的粉丝崇拜氛围之下。”我们能说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作品没有文学史意义吗？举一个例子，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很是推崇《儒林外史》，但对于之后远不如《儒林外史》的作品，他也并非忽略不见。鲁迅评价说：“一直到了清末，外交失败，社会上的人们觉得自己的国势不振了，极想知其所以然，小说家也想寻出原因的所在；于是就有李宝嘉归罪于官场，用了南亭亭长的假名字，做了一部《官场现形记》。这部书在清末很盛行，但文章比《儒林外史》差得多了；而且作者对于官场的情形也并不很透彻，所以往往有失实的地方。”即便《官场现形记》不堪，可依然有其意义。韩寒和郭敬明，何尝不是如此呢？

　　客观地说，韩寒和郭敬明还很年轻，现在就评价他们的文学史地位还为时太早。我想，评价他们文学史地位的工程，怎么也得由下一代来完成吧。更何况当下，我们很多人持不喜欢韩寒和郭敬明的态度，才有了上面的观点，可如果若干年后，韩寒和郭敬明的粉丝成了文学史的执笔者，那说不定这二位会成为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的。您不妨想想夏志清和张爱玲，文学史也很微妙的。所以说，韩寒郭敬明的文学史意义有可能会很大，不管你喜欢他们，还是讨厌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