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前的9月，张之洞等一干人奏请“立停科举”，天朝准奏。自此，通常认为源起自隋唐，繁盛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随之而来的是实学渐渐兴起，现代学堂逐步蔓延。

　　以愚之见，如此影响重大的转折，本该是历史进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在世俗生活中，人们几乎完全忽略了它带来的影响。

　　作为外行，内中的缘由主观度之，一是现代学问的影响属于点滴浸润、滴水穿石，行人来往视而不见，二来可能是科举背后的辫子，深深植根于表层环境之下，尽管科学取代了“格致”，思想、哲学覆盖了“经学”，但是，读书的真正目的，比如“济世”，学问后面的身份进阶，比如“顶戴花翎”，似乎依旧如影随形。

　　新学源于西洋，如非坚船利炮之力，要在中土落地开花，掂量起来估计会滞后许多时日。即便如此，在天外飘来的雨水推动传统巨潮涌流之后，旧式的纲常礼仪依旧繁盛。也许正是因为文化层面的故意忽视，人们在执迷于“夷人之技”的同时，经年困宥于“体用”迷局……今天，“秀才”们（知识分子）仍就自视高人一等，由之，是与非也就没什么话好说了。

　　读书“致用”，还是扎根于无用的学问，在科举的日子里实际上是很清晰的，虽然宋明之后，特别是大清经学兴起以来也有学问的意味，不过对读书人而言，科举才是正途：不管是不是八股，科举都塑型了一代一代的读书人。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原因，那些在制度下用途“稀疏”的实用科技和玄幻的空想理论才丧失了智识之辈的关注，进而阻隔了中土现代知识的发展。

　　在知识范畴之外，科举作为一种制度，实际上是封建时代孤单的人才评价系统。为维系这一系统的运转，有效识别贤能才俊，据那些有兴趣的研究者说，科举在尚贤与公平之间有着缜密的一面。有熟识清代掌故者就分析说：彼时乡试就曾有过民卷、官卷之分，且严格限定官卷必须二十取一，从而予万民更多机会之类。是否公平是概率运算，无从识别，不过就科举本身而言貌似有其公平的一面，撇开读书机会、教育条件之类被遮蔽的因素，穷困乡里一朝中举跻身殿堂并不是神话。

　　然而，在表面平等的故事后面，实际上在更深的层级蕴含着病态的文化，最典型的就是身份等级差异了，秀才即便未中举，不当差、不纳粮在很长时期也是现实的利益：所谓“贤能”享有高于寻常百姓的权利。

　　不仅如此，科举之受诟病，另一个原因就是能人的评价标准。由于门生、派系的影响，加之个人的主观好恶，优劣并没有客观的依据。更重要的是，对权力拥有者而言，是能力优先，还是人格、品性重要差不多是个无解的困局：至今仍找不到人格品行的考试方略。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能像市场中企业选择管理者那样优胜劣汰吗？现在似乎还没有哪种文化体系做过这方面的尝试。

　　从实质上看，也许考试，或者说考试的方式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考试”的参与者希望赢取什么。迎合“考官”还是取悦选民？这在当下恐怕是难以厘清的选择，根本的问题是当“考生”们明确的目标锁定在利益或者身份等级进阶的时候，现在看，几乎完全没有办法厘清私欲和理想之间的界限。

　　回过头来看当下的环境，客观说担重责者理当得到更多的津贴回报，只是当进阶不同层级以后，所获利益回报固化，在这样的情形下，自然会诱惑很多人，以试取士饱受非议未必于此无关。

　　最后弱弱地问一声，当代的才俊为什么意欲升官？是为了理想，还是更大的权力欲望？抑或是更好的社会福利，比如医疗住房什么的？我们当然可以义正词严地回答这个莫名的问题，只是当非市场环境中所有的人都想“升官”的时候，这种回答未免会缺失基本的力量，就如曾经的读书人，个个都希冀科举改变身份，那么谁还迷恋学问本身呢？理想主义者毕竟是少数。

　　留辫子的辜鸿铭在面对那些嘲笑时，很冷静地说：你们的内心深处其实根深蒂固地留着辫子。想想，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