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努力脱离打工阶级，融入城市”。

　　最近读到“打工文学”代表作家王十月这样的文字，不由得多了一份心思，先不说“阶级”的称谓是否成立，被称为“打工者”的群体难道不是城市的组成部分吗？如何融入？

　　问题虽然难以回答，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语义上理解其大致所指。

　　与所谓的高端打工人士白领不同，在文化残留的等级观念下，“打工者”属于底层族群，或者还有事实上的身份符号，比如农村户籍。在社会通行的认知里，这个群体还带有特定的文化印记——打工文化。有定义指：打工文化是与打工潮相伴而生的文化形态，既不属于农村也不属于城市，是从打工者群体中自发生长起来的。而“打工文学”无疑是这一文化的典型代表，不仅主流舆论同意，打工作家、诗人也自觉认同。

　　不必纠缠“打工文学”的分类命名是否妥当，粗略扫描这些以打工者（作为生产者和接受者）为主体的文化实践活动，我们发现在描述自身文化诉求的同时，“打工”群体在文化实践方面，表现出强化群体自我关注的倾向。

　　与早期文化素养欠缺、基本没有群体意识，自认城市过客、托寄情思于田园故土的打工者不同，新生代的打工者离开故园的时候是带着梦想的。这些受过更好教育的青年不满足于过客身份，不满足于只是把旅途中的故事带回村子里，而是期望摆脱边缘的状态并在城市找到归属。于是，他们对着自己，也对着“主流社会”、对着城市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写诗，他们唱歌，他们要自己书写史诗般的精神画卷和生活。

　　然而，也许是视野、素养的原因，也许是系统规训的硕果，在众多再现打工群体生产、生活，以及情绪、心理等现实现状的“打工文学”作品中，人们似乎不容易找到打工文化及其构建者立足于社会范围的全局思考——他们更多地是将笔墨投射于打工群体狭窄的局部领域，同时也缺少社会性反思。

　　不妨以打工文化符号之一的郑小琼为例，其作品（比如《飞鸟》：“事实上它对飞翔的生活满怀着恨 / 它想返回俗世听鸡的叫，狗的咬 / 猪的奔跑，它却不能摆脱这翅膀”），评论家们认为是打工群体底层的自我描述，基于文学思想性及其社会意义的解读罕有。另一方面，主体的受众群体也局限在“底层群体”，结果是作为诗人的郑小琼缺失像北岛、舒婷那样的广泛影响。再看王十月的作品，就说《无碑》吧，有论者就将之归于纯粹的底层苦难叙述，疏于对社会现实和人性的思考，从而导致了作品的艺术价值减弱，丧失震撼力。

　　也可能就是因为没有跳出局部视野的自我关注，才有被诟病为“全是一个模子” 的极端评价。这种论调当然不妥，但打工文学、诗歌，的确有偏向“顾影自怜”的嫌疑。客观说，群体意识是难免的，但强烈的自我关注有陷入自我隔离的倾向，这未必是健康的。

　　无需排斥，作为时代的特定阶层，文化的自省和自觉是必然的，但“打工者”阶层迟早会消失、融合进整个社会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融入城市还是回到重获生机的乡村，跨越局部图景是必须的：您不是生产线上的一个符号，而是社会整体中有代表意义的一员。

　　开始是养家糊口，再到后来，“觉得自己对提升打工文学有着一份责任。而现在，写作不再是为了这些，写作成为我和这个世界沟通的工具，成为我表达自己的思考与观点的手段。”王十月说。

　　据此推测，他已经意识到成熟的讲述，必须置身于社会的整体环境中。文化上的自我实现，需要自我觉醒，或者是需要被唤醒。也许谁都不需要对“打工文学”担责，但“打工文学”有责任自我启蒙和启蒙他的读者，这需要舍弃局限于自我（群体）的孤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