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北京一名“老外”将自行车一横、逼违法闯禁小轿车退出自行车道的图片很火爆。熟悉的场景其实也在不久前的北京出现过——两名外籍男女，主动充当交通协管员，劝导那些违法乱行的中国司机。

　　点赞的人很多。不过，为什么总是“老外”？挺身而出的中国公民去哪儿了？

　　“今天你改革了吗？”一篇以此为题的网文认为：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反腐、改革、法治等，都“事不关己”，或者说，他们不认为这些措施同自己的生活、工作有多大关系。

　　北京的“老外”促使我们发问：“今天你”‘法治’了吗？“

　　改革很火，但一些人在隔岸观火；推动法治，亦有些人“拈花微笑”而不做“参与者”。这确是一个值得重视和反思的问题。不容回避的现实是：并不关心“如何才能创造一个好国家”，乐于置身事外“围观”或“吐槽”，这似乎成了一些人的集体心态。

　　我们生活在一个变革的年代，也向往日新月异的生活，所期待的未来则颇像我们乘坐的高铁，通向远方但绝不虚无和飘渺，列车如此快地将你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但那个决定你在哪儿的人，是你自己。

　　可是，我们常常忘记这点——在国家矢志走向开放、民主、法治和文明的进程里，个体却轻易放弃了确定自己在哪儿的抉择权力，而参与感与认同感是连同位置感一起消失的。

　　周濂就很天才地认为，“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法治要成为人们的信仰，既取决于治理者的意志，也取决于每个人的态度——在涉及个人权益问题上，我们不能总是做那个“装睡的人”，否则会纵容某些人“穿新鞋走老路”，法治不彰就会成为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常态”。

　　在湖南长沙市岳麓区一小区，楼下广场舞扰民，业主黄女士拨打110报警，迟迟未得到处理结果，她以“未依法履行职责”为由，将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告上法庭，法院裁定：责令公安机关对黄女士的报案作出处理。

　　长沙广场舞案件之前，“以暴制暴”的事例并不鲜见。有评论认为，长沙案例“对于探索公权力对扰民行为的有效管控有着典型参考意义。”我更愿意相信，长沙女子对公安机关的“小题大做”，恰是面对不作为、乱作为等衙门作风的处理样本。

　　让法治成为一种信仰，让法治传递公正温度，事关百姓幸福安康，需要我们每一个个体去参与。

　　有时候，社会控制力量看上去庞大而森严，很多人因此而充满无力感，拜服在“穷不与富斗，民不与官斗”的祖训里。对威权的屈服乃至形成依赖性，其实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有句经典的台词：“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故事，能很好地诠释人如何一步步地走向体制化——或许，正是越来越多的人走向体制化，才促使了少数官员和部门权力边界的扩张。

　　对中国而言，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近日，有媒体报道了14个省市的31名车主，先后委托律师，分别向31个城市寄出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公开路边画线收费的合法性……种种事实表明，阳光政府不能一昧依赖政府的自发自觉，转变政府职能也不是政府部门的“家务事”，每一个人都应该也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而那个决定你在哪儿的人，一定是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