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汽车单双号限行是否会常态化，不好说。可是，地铁涨价了，据说，主要目的是解决地铁过于拥挤。

　　路上车挤，于是限行；地铁人挤，于是涨价。诸如此类的政策，人们并不陌生。但合在一起考量，有人认为似有“悖论”之虞：这是期待上班族隔一天步行上班一次吗？

　　在法治思维下，治理大城市病需要厘清职责，随意限制公众需求或将治理责任全推给政府，都有失偏颇。拥堵和雾霾不是一天形成的，“我们每个人都在里头是有份的，我们是施害者，我们也是受害者。”战略史、改革史学者雪珥认为。

　　《纽约客》特稿作家何伟在《寻路中国》一书中生动描述了中国汽车爆炸性的增长与城市道路建设的无能为力，以及拥堵时的喇叭声——极可贵地，他没有武断地将畸形发展怪罪到任何人头上，他也没有怪罪政府部门。

　　可能，发展的速度快得有些出乎意料，以致政府和百姓都来不及做出周全的安排。我们今天遇到的难题和怀有的抱怨，很像肯尼迪当年对GDP的追问：“在太长时间里，我们太注重物质的积累，而放弃了个人的美德和社会的价值。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现在已经超过8000亿美元，但包括了空气污染和香烟广告，以及为交通事故而奔忙的救护车……”

　　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

　　对于时刻埋伏在身边伺机而出的“涨价令”和各种“一刀切”，中国还有句俗话：不知道哪一朵云彩有雨。

　　舆论指责一些城市“一限了之”、“一涨了之”乃至“一罚了之”是典型的懒政，但雪珥所谓“别以为天下就你最懂、你以为当政者都不懂”的说法，也富有现实意义——面对改革与社会治理的诸多难题，确实有很多人有说不尽的“风凉话”。

　　转型期的诸多难题中，包括了政府与公众如何达成建设性的共识，而不是相互埋怨。制度派经济学家樊纲在《制度改变中国：制度变革与社会转型》中推崇的解决方案是：对于私权而言，要用“负面清单”管理，凡是没有规定不可以做的，都是可做的；而对于公权而言，要用“正面清单”约束，凡是没有规定你可以做的，都是不可以做的。

　　制度理性是法治思维的要义之一，但制度与复杂现实碰撞会产生什么后果，往往出人意料。比如，限购是一种制度，但有人想到了假离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屡屡上演，还往往具有“羊群效应”。

　　流于简单的制度安排往往导致政府意志与民间诉求两张皮，法治和秩序可能因此迟迟不能出现。此时此刻，重要的是其中的抉择：我们心目中的理想蓝图，能不能落实为可行的制度安排？

　　回到限行、限购、公共资源涨价和环境保护等治理困境，我倾向于认为，作为治理一方，是不是应该思考我们需要的城市化是以人为本还是以车为本？是先修大广场大马路还是优先构建公共交通？是农民进城还是城乡一体化？诸如此类。作为每一个个体，是不是应该如在中国农村长期支教的德国人卢安克所说那样：“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

　　“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由此，我想到一位法学教授的有感而发——人们有理由希望并且要求遵守好的法律，人们更加有理由并希望由一些道行高尚的人来执行法律。从这样的角度看，美德于法治就如同海上吹拂风帆的顺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