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这个词很有意思，它不同于“老师”单纯地表达“教与学”的关系，更在教学之外有着情感的表达与价值观的追随。在很多大国工匠的故事里，师徒关系其实无处不在。如果说从普通一员到成为大国工匠，是个“独善其身”的过程的话，那么从大国工匠再到成为“师傅”，就有了“兼济天下”的胸怀。

        跟师傅学什么？首先肯定是技术。与课堂上的书本教育不同，师傅在车间厂矿、操作台前带给徒弟的教育更加直观、实用。因为他们常年奋战在一线，知道实际工作中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最关键的节点在哪里，最“较劲儿”的难题如何探索。这种亲身实践所带来的知识储备与技能提高是书本教育难以比拟的。

        另外，师徒之间的近距离接触，也让师傅能最直观地知道徒弟的问题在哪里，从而帮助年轻人少走弯路。航天科工集团首席技师刘红光的徒弟就曾说过，“我师傅眼可‘毒’了，从你身边路过，你一焊完立马就能告诉你刚才错哪儿了。”

        作为大国工匠的师傅，经常要承担一些前沿性、攻关性课题，这其中包含的新思路、新技术要进入课本，通常得有一定的延时，而在师傅身边的徒弟却能够“偏得”。这种时效性、针对性俱佳的教与学，只有与师傅面对面“过招”才能够享用。

        学会了师傅的技能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技工，但要想成长为新一代大国工匠，仅技术高超还不够，更要有甘于寂寞、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等优秀品质。技术与品质是相互促进的，而品质本身又不同于技术习得的直观明了，更多要靠与师傅的朝夕相处、口传心授得以传承。正所谓“言传身教”，言语的作用是传播，而真正的教育离不开亲身示范。

        1978年，16岁的马荣第一次走进了人民币雕刻室这个保密机构，那些“身穿长袍，手握放大镜，斯文有礼”的前辈让她形象地知道了什么叫做“耐得住寂寞”，而工作以来手里使用的一把前辈留下来的旧刻刀，让她明白了坚守的意义。作为第五套人民币毛主席肖像的雕刻者，马荣学习的教材就是前辈的身体力行。

        今天，人们怀念曾经的师徒关系，尤其是那种亲如父子的感觉。这份“师傅情结”中，恐怕除了有技能传承的希冀外，更有对大国工匠人格影响力辐射的期盼。

        现在，不少地方，“劳模工作室”“名师带高徒”等平台频频出现，有的地方充分尊重师傅的讲演、技能与教授，设计了“与工资收入挂钩的企业师带徒技能提升制度”，师傅可按等级享受带徒津贴。这些利好政策，为师徒关系的重新构建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机会。

        如何激发90后等新一代技术工人与师傅产生“共振”，不仅考验着大国工匠的能力和水平，也考验着相关制度和环境的搭建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