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科级6000元，正股（副股）级3000元，合同工2000元……这不是发奖金，而是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教育局募捐活动的“捐款参考标准”。这个由大朗镇教育局发起的慈善募捐，自本月8日开展以来遭到了来自镇政府基层公务员的“吐槽”——教育募捐竟设“最低消费”？（见8月18日《广州日报》）

　　如果将视线放到更远的时间范围内，设置最低捐款标准的募捐活动，实在不是新鲜事。虽然这种现象近年来遭遇诸多质疑，却没有绝迹之象。它们大多都发生在事业单位或党政机关，所谓的“标准”，沿袭的是一种按照行政级别与人头计算的集体捐款范式，已很难说是一种自发自愿的慈善活动，而更像是权力拍板下的摊派——名为倡议与参考标准，但在实际中它很难不异化为被认真落实的执行标准。

　　该局对此次募捐不可谓不重视，启动仪式过后，又是向全镇各机关单位、村委、企业发放倡议书，又是通过电视宣传片向该镇的公众播报，还有面向公职人员的“捐款参考标准”，如此一来，募捐活动已经偏离慈善内核。尽管它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紧急资源，但就长期而言，其负面影响却值得警惕。

　　首先，它违背了慈善的本意，很难获得真正的支持。其次，这样一种由权威部门发起的设置标准的慈善，往往会加剧社会对于慈善观念的误解。从长期来看，它将影响到社会慈善观念的健康成长和慈善生态的正常发育。因为，一旦慈善可以借助某种权力标准轻易实现，那么从自发自愿出发的健康慈善观念就难于萌发，慈善也就难以真正赢得全社会的参与。

　　经历过若干次灾难后的救灾慈善活动的洗礼，乃至社会舆论对于类似强制标准现象的批评，为何还会出现设置最低标准的捐款倡议？

　　根本上仍是权力之手伸得太长，无所不包的思维在作祟。这再次说明恪守政府与社会边界的重要。如此官方背景浓厚的募捐，在叩问一些行政部门习惯性的行事方式。就此新闻事件而言，动员社会募捐，先得告诉公众，政府下拨的教育经费不够用吗？募捐的合理性何在？还有，慈善如何真正实现社会化运作？这些，都是这一新闻事件所映照出的权力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