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在2014年大成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高峰论坛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透露，刑法修正案（九）拟设置“收受礼金罪”。这一罪名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无论是否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都可以认定为此罪。（见9月28日《京华时报》）

　　根据《刑法》第385条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这意味着，除主动索贿外，其他受贿犯罪都必须满足“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但现实中，一些行贿者利用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等时机送礼，意在拉拢关系进行“感情投资”，这种“放长线钓大鱼”的伎俩中，当事人往往不会在短期内进行权钱交易，即使东窗事发，涉事官员会以“礼尚往来”为由，为实际的受贿行为辩解，以逃避法律制裁。

　　事实上，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未包括“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世界大多数国家也未将其列为受贿罪的构成条件。而对于公职人员收受礼金问题，很多国家出台了禁止违规收礼的法律法规，美国一些州甚至立法禁止向公职人员赠送任何礼品。

　　我国现行法律对“受贿罪”门槛设置过高，不利于反腐工作的开展。同时，单纯的党纪、政纪处分又不足以起到应有的惩戒作用。基于此，“收受礼金罪”的增设有望起到“补位”作用，有助于弥补法律漏洞，依法严惩以“礼尚往来”之名行受贿之实的官员。

　　不过，“收受礼金罪”量刑通常要比受贿罪轻，这在客观上会引导一些受贿官员想方设法往“收受礼金罪”上靠，从而逃避更重惩罚。近年来饱受争议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是前车之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立，本是为弥补原来贪污罪、受贿罪查处过程中的不足。但由于其最多处以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受贿罪则要面临无期徒刑乃至死刑，一些落马贪官便对巨额不合法财产的来源拒不交代，从而逃避重罚。去年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一案中，杨因为受贿25万元被判10年，504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6年，两项罪名案值和量刑的巨大反差，再度让人们质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究竟是“反腐利剑”还是贪官的“免死金牌”。

　　“收受礼金罪”同样要防止“越位”为逃避受贿罪的后门。一方面，合理设置量刑标准，其标准不宜与受贿罪落差过大，要尽可能消弭贪官“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博弈空间。同时，在办案实践中加大侦查力度。超越礼尚往来层面的礼金背后，大都隐藏有利益交换的动机。最高人民法院有明确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行为，因此只要有证据表明国家工作人员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就应认定为受贿罪而非“收受礼金罪”，让违法者受到应有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