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南的农家子弟到晚清“中兴名臣”，从背不出书的笨小孩到一代大儒，从一介书生到湘军统帅，曾国藩的人生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励志故事——据近日《北京日报》报道，曾国藩在当今图书市场堪称“传奇”，和他有关的出版物有几千种之多。

　　曾国藩图书的市场表现力，让人意外，在电商平台，在售图书少则近千种，多则数千种，而全国1000多家实体书店至少有近1200种“曾国藩”在售。问题的关键是这些“曾国藩”多被披上了“成功学”外衣，这是真实的“曾国藩”吗？

　　客观地说，这种对曾国藩的过度消费是一种不正常现象，因为不少作者都是“投市场所好，投机取巧，研究的是市场上的曾国藩，而不是历史上的曾国藩。”更何况，这些“曾国藩”面目雷同的多，东抄西抄的多，对曾国藩的研究并没有突破。换句话说，更像是在榨取曾国藩的“剩余价值”。

　　当下，图书出版市场跟风现象盛行，利益对市场的主导大大超过读者需求对市场的影响，千种“曾国藩”不是真正的曾国藩，也不是读者需要的曾国藩，而是出版者投机打造的、用来赚取金钱的商品。

　　时下，低层次重复和一味地盘算已经成为图书出版的最大陷阱之一，千种“曾国藩”就是最新例证。出版学中常常强调：图书兼具文化产品和物质产品的双重特性，它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一种兼具文化价值和物质价值的特殊商品。图书出版是一种文化产业，生产的是文化、文明和精神产品，代表着一定的品位与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图书出版是一种文化象征。

　　只为经济效益而忽视文化属性的书，不是成功的图书；只是简单的重复和跟风，不能给读者提供新的精神和思想的书，也不是好的图书。在这点上，千种“曾国藩”就是一种迷失。日本出版界早就提出：“出版物要追求人类最崇高的理想，谋求最大范围的文化交流……出版物要努力保持出版物的品位，不从事迎合低级趣味、妨碍文化水准提高的出版活动。” 这启示我们，要注重出版业的精神属性。

　　老出版家刘皋先生认为，对出版而言，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两者不是第一、第二的关系，更不是并列的关系。就笔者的看法，作为文化产品的图书，不能等同于批量复制生产的商品。如果我们的出版物仅仅停留在投机和功利层面，只为暂时的金钱，而没有一点创新，那么无疑是对出版资源的浪费和对读者的伤害，对出版市场秩序来说也是一种破坏。

　　千种“曾国藩”是虚假的繁荣，不仅折射出出版者的投机和功利，也反映了出版者责任和文化定力的缺失和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