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身患脓血症，山东枣庄残疾人杨红玉被医生建议流掉怀了5个多月的孩子,夫妻俩辗转多家医院却因为风险高未被接收。奔波中，只有7个来月的孩子被生在街头。（见8月23日《齐鲁晚报》）

　　遭遇这样的“重病者被拒诊”，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最流行的答案或许是“医院医德败坏，见死不救”。可是，一座城市找不到一家能够接诊的医院，肯定不正常。因为按我国目前的医疗水平布局，当地应该有医院具备这种技术能力和技术条件。也许“手术风险高”才是问题的关键。

　　笔者反对动辄把“重病者被拒诊”单纯看成一个医德问题。试想，如果送出一顶顶道德的高帽，就能够让医院勇气倍增，变成道德巨人，或者是恶狠狠抡起道德大棒，让“胆怯懦弱”的医院饱受舆论痛殴之苦，就能够吓得医院不拒诊患者，如果真能这样，社会上那么多的“重病者被拒诊”事例从何而来？

　　在香港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个真实案例。怀孕18周的内地一孕妇，2008年12月在赶赴香港某医院取出死胎时，因大量出血最终全身瘫痪。事主获赔偿1148.78万元(港元)连同利息。据悉赔偿金1148.78万元是经过专业计算的，而且有专门的赔偿机制。

　　如果承认，生命是社会中最珍贵的财产。那么在医疗这种存在复杂风险的社会行为中，我们居然不会为就医者上一个医疗意外的保险，这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

　　生命昂贵。蒙受了这种巨大损失的家庭，他们对医学问题不感兴趣，因为家庭为之“破产”，于是医院成为被追究经济责任的主要对象。随着公众法律意识的觉醒，人们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由于害怕被追究这种越来越巨大的责任，一些医院选择了“逃避”，所以才出现了那么多的拒诊行为。但问题是，这真的可以解决矛盾吗？当然不是，它只会进一步恶化医患矛盾。

　　从国内外实践来看，运用保险手段解决医疗责任赔偿问题，建立第三方赔偿的途径和渠道，有利于患方及时得到经济补偿，有利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如果有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兜底，我相信，医院会变得“勇敢”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