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罗湖区环境保护与水务局原副局长叶军，于去年9月因涉嫌受贿被刑拘，检方指控其收受贿赂64万多元。该案于上周五开庭审理。庭审时叶军承认全部指控，叶军的辩护律师提供叶军单位出具的“求轻判”证明，希望法院从轻判决。（见10月21日《南方都市报》）

　　尽管对于“公函求轻判”，检方认为辩护人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不予采信。不过，对于公务人员受贿案的判决，何以竟然上演“公函求轻判”的桥段，对其背后的权力逻辑不能掉以轻心。

　　不可否认，穷尽一切可能的自我辩护以求获得轻判，其实是任何犯罪嫌疑人的本能，也是不容剥夺的法律权利，对于涉嫌受贿的公务人员，当然也不例外。而尽可能寻求有利证据为嫌疑人辩护，同样是法律授予律师的正当权利，是达致司法公平的必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受贿公务员寻求轻判的证明，当然并无问题。不仅如此，对于犯罪嫌疑人，假如平日里确实是公认的好人，仅仅是为情境所迫，或是一时糊涂而犯下罪行，代为求情者众，多方请求轻判，也本是人之常情。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公务机关代为求情，发公函求轻判，也合情合理、无可指摘。倒是公务机关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代言的立场，甚至以行政方式对于司法流程的介入，显得相当可疑。

　　此案中，尤其是当公函所列出的“平素工作勤勉”的理由，几乎与受贿行为毫无因果关系，以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便发公函“求轻判”，更给人以“欲求轻判，何患无辞”之感。

　　当然，“公函求轻判”也绝非空穴来风，除了对受贿公务人员的同情之外，公务机关的确更理解其工作人员的工作处境、岗位性质等，比如常常被行贿者包围，难免不慎“湿鞋”，既然只是“不慎”，请求轻判似乎也理由充分。于是，“公函求轻判”的背后，是否蕴含着受贿行为的普遍性？其引发出公众的更多猜测，也就并不意外了。

　　基于此，“公函求轻判”的背后，是公务机关的角色错位与权力越位，只有摒除这种错位的权力逻辑，才有望避免公函求情的再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