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法明 漫画

　　贵州省教育厅要求各高校“建立全覆盖的课堂教学视频监控系统、教师授课全程跟踪系统”。对此，律师提出质疑，认为可能危害到他人的隐私权，要求公开这一政策的法律依据和权力来源；专家也表示，高校里的学术自由氛围应予以特殊保护，师生有权拒绝课堂常态化监控。（12月3日《新京报》）

　　公共场所装监控有没有社会问题？毫无疑问是有的。英国荣格委员会在一份关于隐私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如果社会控制依赖于对个人隐私的监视或限制，其结果必然是：“由于紧张所致的精神疾病影响增强，而导致至少是整个社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下降”。高校教育的对象是青年学子，他们的身心健康，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自由的学术精神，会不会受到干扰，是我们必须要重点考虑的内容。英国荣格委员会提出了命题，但却没有跟踪论证，这实际上正是我们需要做的工作。

　　对“课堂装监控”，用于考场监考、维护师生安全等方面将很有益，可以作为基本物证；用于远程教学也很好，能促进网络课程发展；在保障秩序、把控风险方面也有功用，可以有效预警，而且“在高校内部通过监控的小范围公开属于法律允许范围之内”。实际上，在大数据技术面前，如果全校课堂监控所得信息汇聚成大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谁又能肯定地说，在敦促“提高教学水平”的目标上就没多大功用呢？

　　不过，“课堂装监控”，之所以引起较大争议，主要源于粗暴行政指令下的侵权焦虑。一是侵犯著作权的忧虑，因为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尽管教授授课内容属于职务作品，但著作权由作者享有，只是学校在其业务范围内有优先使用权罢了。因此，“课堂装监控”，或者应该有“不得擅自用作它途”的统一规定，或者应该与老师都签订著作权使用合同，明确“二次使用”时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一旦出现非法“盗版”或二次传播的情况，学校应该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二个问题是隐私权的保护问题。尽管课堂属于公共场所，但我们不能以公共场所完全否决个人的隐私权。根据法学理论，公共场所隐私权的内容，一是知情权，有权知道谁在收集信息，收集哪些信息，内容是什么，用于什么目的；二是控制权，有权管理属于自己的并且无涉公共利益的隐私权；三是私权自治，可以选择放弃自己在公共场所的隐私权；四是安全请求权，应确保隐私只在安全范围内使用；五是赔偿请求权。“课堂装监控”，师生公共场所隐私权的五大内容，应该确保。

　　事实上，监控的关键问题不仅在于是否安装，还在于怎样管理。正是因为我国尚没有一部全国性法律对个人信息、个人隐私进行保护，基本上只有地方性政府规章，而涉嫌违法使用、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事情，已不止发生一起，所以人们才对高校课堂安装摄像头分外忧虑。

　　此外，在高校课堂安装摄像头，将监控常态化，这事攸关师生权益，花费不菲，却未尝闻征求高校师生意见，缺乏科学论证，就凭着教育主管部门行政指令，以不容置疑的姿态推行，这是不是于情于理都有些说不过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