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中央层面规定限制提拔“裸官”后，有些地方已开始调整现任正职“裸官”。据最近一期《南方人物周刊》报道，今年3月，南方某市官员调整，多名担任正职的处级干部被撤职，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是“裸官”。内部人士透露，官方给他们两种选择，要么退休，要么把家人迁回国内。

    所谓“裸官”，即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有人形象将之比喻成留在国内打食的“野鸽子”。自从“裸官”的群像被描述后，“裸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制约“裸官”也成为反腐课题中的重要命题。

    “裸官”未必是贪官，却是腐败的高危群体——孑然一身了无牵挂，为家人安排了出路，也给自己想好了退路，可谓进退自如。权柄掌握在这类人手中，怎能不让人忧心忡忡？

    中国到底有多少“裸官”，依然是个未知数。但从已查处的贪腐案件来看，有相当大比例的落马官员系“裸官”身份。而监管的篱笆若没有及时扎紧，“裸官”风气恐怕会更猖獗，而这无疑会给反腐形势带来更大的挑战。因而，让“裸官”走向末路，才能排除“裸官”的腐败隐患。

    很显然的是，防腐反腐的缰绳已经开始勒到“裸官”的身上，从中央限制“裸官”提拔，到地方撤换盘踞在一把手位置的“裸官”，似乎都在投射一种信号：官员若处心积虑铺好后路，那便是断了升迁的出路。让“裸官”进退维谷，不仅可以检验官员对国家和政治的忠诚度，更重要的还在于，它还将对权力腐败产生制约和震慑作用。

    不过，随着“治裸”措施的日益严厉，如何甄别“裸官”恐怕是首要问题。官员信息不够透明，“裸官”身份的隐匿便有了巨大的空间。对于官员个人事项的掌握，当前依靠《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具有被动知情的特点，并且并不处于公众监督的视野范围内，也就让官员有了瞒报事项的机会。前段时间，“落马”的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被查原因是巡视组发现个人事项报告不实，瞒报隐匿了来源不明财产。巡视组的偶然发现，恰恰证明报告制度存在瞒报隐匿的空间，而瞒报隐匿的事项，除了财产，也包括“裸官”身份。

    治理“裸官”的目的，是为了让权力承载者有更多的牵绊。当家庭的命运跟个人的选择紧密相连，或能让公权力投鼠忌器。不过，从本质上而言，羁束“裸官”的命题，还是应该归结于建立长效反腐机制的课题上来。权力运行轨迹置于透明的环境，官员财产、身份等经得起阳光的晾晒，那么非但“裸官”难以藏身，一切腐败行为都恐难遁形。

    如果“裸官”对为官施政所在的土地都缺乏诚意和信心，那么，又怎能获取国家和民众的信赖和托付？“裸官”末路，政风清廉才有前途。我们乐于看到治裸缰绳紧勒，更希望看到约束权力的笼子密不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