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比”的争论，再度甚嚣尘上。近日，《嘹望》刊文驳斥中国“官民比”高达1：26的说法，称将离退休干部等纳入统计范围的算法不对，真正的“官民比”为1：191.这一比例，低于英俄等国。

    争论“官民比”高低，意义何在？恐怕是破解这场争论的脉络所在。“官民比”的指向，即是行政成本的高低问题——民间坚持的高“官民比”，指向政府机构庞杂、人员臃肿；官方坚持的低“官民比”，意在诠释机构和人员设置的合理性。

    若能冷静地看待“官民比”之争，或会发现：“官民比”对于衡量政府效能，参考价值或并不大。中国行政成本的负荷，并不在于养了多少“官”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或在于考核机制不够健全的效率低下，以及不透明环境下三公过度消费等支出造成的行政成本虚耗，从而给公共财政带来巨大的负担。公共财政的负担，即纳税人的负担。

    也就是说，民间之所以坚持认为“官民比”太高，实际是意指中国的行政成本消耗过度。加之政府效能低下，官员不作为、公务员偷懒等现象的频繁出现，供养政府的纳税人难免感觉压力巨大。而高“官民比”，只不过是民众宣泄这种压力的出口——期待政府效能能与畸高的行政成本相匹配。

    民众以“官民比”来表达对政府行政成本消耗过大的不满，未必合理；而官方以“官民比”来力争当前行政格局的优越性，也有待商榷。行政成本的高低，并不全然体现在供养了多少人和机构上，而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品质，是否与这种投入相匹配。政府效能低，行政成本太高，再低的“官民比”恐怕也难以化解公众的公平焦虑。

    因而，“官民比”与政府廉洁、行政效率并无必然关联。要纾解民众对高行政成本的疑虑，最直观的观察数据，应是“投入产出比”。即以公开透明的方式监督行政投入，以更加科学的政绩考评体系衡量“食税者”是否有作为。透过“投入产出比”，才能真正检验政府行政的成色，才能打消纳税人的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