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南方某市官员调整，多名担任正职的处级干部被撤职，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是“裸官”。内部人士透露，官方给他们两种选择，要么退休，要么把家人迁回国内。这只是国内整治“裸官”的最新一幕。2014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对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入考察对象（4月15日《经济日报》）。

    对于我国目前的“裸官”数量，尽管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调查显示有超过60%的人坦言自己身边有“裸官”，有62.9%的身份为国家公职人员的人表示身边有“裸官”。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党校教授林　透露，1995年到2005年10年间，中国共出现118万名“裸官”。对于“裸官”，公众的态度更多是不支持与不信任。84.8%的人认为，相对于普通官员，对“裸官”的信任度要低。86.2%的人表示，“裸官”不一定都是贪官，但“裸官”更容易成为贪官。

    中共中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这意味着，从中央到地方对“裸官”的监管日趋严格，这首先体现在，“裸官”不能担任重要部门主要领导，“这是一个从上到下的共识”。其次，已经是主要领导的“裸官”，要求其让配偶和子女回国，如果未能兑现，则要被调离原来职位，或者“体面”退休。

    其实，对“裸官”就不该“和风细雨”。无论是禁止提拔“裸官”，还是调整“裸官”职位，都传达了一种信号，即无论从政治忠诚考虑，还是预防、排除腐败风险，中央、地方不支持“裸身做官”，甚至是最大程度限制“裸身做官”。但是，从根本上遏制“裸官”、“裸官”腐败还在于透明和完善的监控措施。首先，完善和落实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是遏制“裸官”腐败的最终解决之道。美国《道德改革法》就规定：“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联邦法官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在任职前报告自己的财产状况，上任后还须按月申报。财产申报还必须包括其配偶或受抚养的子女的有关情况。而且对于这些财产公示，往往是以政府公报形式发布的，任何公民都可以随时查阅”。同时，还应把官员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纳入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范畴。如果借鉴国外的立法例，对减少、遏制“裸官”腐败有所裨益。

    其次，斩断“裸官”贪腐后路亟须制定反腐败法。尽管我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制定的廉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超过2000多项，但预防和惩处腐败的法律体系仍然不够严密，亟待制定一部专门的反腐败法以遏制、压缩“裸官”腐败的生存空间。资料显示，已有30多个国家制定了专门的反腐败法，涉及反腐败的法案有100余部。从立法阶位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反腐败法都定位为“基本法律”，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公务员法等法律之间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发生冲突时，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优先适用反腐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