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官员该如何称呼？这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如今居然成了门学问。看看“官场称谓学”的奥妙在哪里：把市长尊为“大市长”，副市长就按照排名从“二市长”往后排队；对巡视员不能叫巡视员，必须按照级别喊；对副职领导也不能在称谓中带出“副”字来……真不知道这样的讲究，到底对当好一名干部有什么益处，而痴迷于各种官名的干部，又花了多少精力在为民办实事上面。

    追古阅今，中国的官场文化也算源远流长，官员称谓也找得到各种历史渊源，然而总有一条规律是不变的，就是当官员越是浸淫在摆谱与套路中，吏治就越是腐化堕落。最好的例子就是一本《官场现形记》，其中记录的“官场学问”可谓“博大精深”，恰恰又是晚清官场腐败的讽刺写照。以史为鉴，这类问题尤需引起警惕。进京赶考的共产党人把作风问题视为重中之重，早在半个世纪前，中共中央就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直到今天，这仍是我们党反复强调和督促执行的一条原则。

    然而，在各种场合下，以职务头衔、行政级别代替“同志”并不少见，甚至可以说成了习惯，更有甚者发展出了一套阿谀拍马的 “称谓学”。为什么官称会流行起来？归根结底还是让官员们听了高兴。“二市长”比“副市长”有了排位，“局长”比“巡视员”有了“官味”……在这样的奉承面前，一些官员的自我优越感油然而生，而习惯了这样的“心理按摩”，一旦不这么叫，就会让官员们不爽。领导不高兴，后果自然很严重。如此一来，“称谓学”想不红也难。但是当官员被哄得高兴了，与群众离心离德也就不远了。说穿了，官场称谓这种形式主义，其实就是唯官至上、唯级别至上，用有形和无形的等级森严，把自己和同事、群众给隔了开来。干部要是成天潜心于琢磨上级心思、陶醉于为官的权力感，还能踏踏实实把精力用于为群众服务吗？

    无数案例证明，贪图虚名、自我膨胀的结果必然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整日与各种“官称”编织的小圈子打交道，四周都是满口“局座”、“老板”的“自己人”，那么真正的群众也就自然被挡在无形的墙外。再往深处想，官员如果对称呼这样看重，又怎么不会潜移默化到行为中，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偷换作“贪图享乐、追名逐利”？像这样的官员，群众当面叫一声好听的，背后还不知道怎么戳脊梁骨呢。

    “四风”问题总是发生在细节处。虽然官称只是个称谓，却关系到领导干部怎么认识“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拆掉官称这堵墙，任何时候都不嫌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