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5月20日一份专电称，今年中央加强“打虎拍蝇”以来，按地域、领域、身份、年龄、贪腐原因等要素统计分析发现，厅局级及以上领导干部公布“立案检查”信息的案例已占63%，厅官属“贪腐高危人群”。

　　从现有的腐败现象看及中外理论研究表明，一般认为，腐败主要与绝对的权力和失控的监督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只要身处这样的腐败土壤，不论是一般干事、科员、处级、厅级或以上的官员，都属于“贪腐高危人群”。依此来看，仅从公布的“立案检查”信息，来断定哪些级别的官员属于“贪腐高危人士”，并不十分科学需辩证理解。

　　但“厅官成贪腐高危人群”这一不十分科学的结论，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腐败从程度上有轻重之分，从危害性上有恶劣与轻微之分，在我们现阶段依然不能把反腐的口径在焦点、误差值等方面做到“零容忍”的环境下，深化对“厅官为贪腐高危人群”的客观认识，对防范干部腐败和教育警示干部方面，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首先，按我国官员晋升制度来看，从基层升任到厅局级的官员，大都已经处于看到自己即将退休的年龄，大部分已经走到了事业的天花板。“退休前捞一把”及权力“过期作废”等思想，在他们身上更为突出，更容易产生贪腐之念。从心态异化的角度来推测，他们的确属“贪腐高危人群”。

　　其次，从权力集中与监督上看，处于基层的干部，一般有“事权”，却没“财权”，有“专权”，但没“审批权”，又处于多层架构的上级部门和群众监督下，即便腐败，也不至于造成相当恶劣后果。而处于厅局级以上的干部，“事权”下放于基层，却拿着关键的“财权”，具体的“专权”由下属部门在执行，但他们握有“审批权”，他们又往往处于没有更密集的上级监督和更接近的群众监督的位置，腐败机会和腐败收益都相当大。从目前公布出来的多位厅官及以上的官员腐败案例可看出，他们贪腐金额之大，生活堕落幅度之深，令人吃惊。

　　第三，“厅官成贪腐高危人群”的客观认识，也应与当前“打虎拍蝇”运动联系起来。厅官正好处于“打虎拍蝇”的中间阶段，“打虎”时作为窝案，还容易把底下的厅处级官员顺便打中，“拍蝇”时也会在追究保护伞时被打中，在查处案件中，他们的确处于“被查处风险最高”的地带。总之，多研究规律性的内在，应有益于反腐事业的继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