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实施以来，公款消费的不良风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遏制。然而，最近的报道显示，一些领导干部在发票上大做文章，试图瞒过监督，继续进行非法公款消费：辽宁省纪委督察组在朝阳市多家酒楼发现多张疑似公款消费的发票、北京市纪委通报“五一”期间共发现一些单位在高档餐厅消费的30余张发票……

　　从表面上看，“发票腐败”不难治理，只要相关职能部门改进监管方式，加大查处力度，这种势头很快就能得到遏制。然而，“发票腐败”虽然不难治理，但暴露出的深层问题却十分严重：一些领导干部不仅对中央反“四风”的政策视若无睹，还弄起了“避风头、转地下、搞变通”的腐败新模式。

　　“四风”背后既有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也有错综复杂的利益纠缠，对付“四风”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而要治理以“发票腐败”为代表的各种违法违规公款消费也是一样。必须要同时着眼于长计划和短安排，标本兼治，用好“减量”“公开”“严惩”这“三剂药”。

　　减量，就是要最大幅度地减少公款消费。现在的许多公务接待，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出差办事者一方面拿着公共财政发放的餐饮、交通等各项补贴，另一方面又由基层公款接待，从道理上也讲不过去。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使用的是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因此有义务尽最大的努力去节省开支。在公款预算上，应当秉持能减少的一律减少，能取消的一律取消的原则，从基础上消灭公款腐败的温床。

　　公开，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公开公款消费。尽管目前有一些地方推行了公款消费实名制，但仍没有完全向社会公开。公款消费的是公共财政，公众有理由要求这些开支是清楚的、明确的，是一笔笔明白账。接受公款消费的人，也有责任和义务自觉对自己所占有的那份公共利益予以确认。这样一来，不仅对公款消费各方是个极大的制约，也方便了公众的有效监督。

　　严惩，就是要最大力度地惩处违法违规公款消费行为。长期以来，对于“发票腐败”等违法违规公款消费，往往仅将其定性为“不正之风”或者是“违纪行为”，容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缺乏强有力的惩戒。对此，笔者赞同一些法律专家的观点，对于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违法违规公款消费行为，应当比照贪污罪、挥霍浪费罪等进行处罚，加大震慑力，而对于不足以动用刑法的违规行为，也应该进行更加严厉的纪律惩罚。只有让腐败分子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让其他人不敢越雷池半步。

　　可以预见，即便“发票腐败”被遏制了，其他形式的违法违纪公款消费还可能冒出来。只有坚持不懈地抓好中央各项禁令的贯彻落实，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久久为功,才能不断巩固和扩大纠正“四风”成果，以改进作风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