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近日网曝湖北襄阳一居委会社区挂163块牌匾，制作费用3万多元，引发网民热议。记者调查了解到，当地正在试点基层组织清理规范制度、匾牌工作。经精简，163块牌匾保留31块。

　　如今，“社区多吊牌”已成为普遍现象，小社区几乎变成了“大牌坊”。有社区干部直言不讳地说，“牌子太多了没办法全部挂起来，只好谁来检查就挂谁的。”

　　一块牌子的后面，对应的就是一项工作。牌子多，原因还在于变了味的“工作下沉”，让社区这一自治组织，成了一个什么事情都要解决的行政综合体。其结果自然是疲于奔命——考核检查多、表彰评比多、重复统计多、台账资料多，社区工作人员80%精力都用在了应对各类检查上，很少有时间联系服务居民。

　　很显然，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过多地承担上级布置的任务，就会导致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行政权与自治权发生冲突。唯有彻底给社区居委会等自治组织松绑减负，才能让其从繁重的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集中时间和精力更好地为民众服务。这就要求上下之间职能要规范，什么职能可以进社区，什么不能进入，都要有明确的标准，就像政府晒权力清单一样，严把入口关。

　　更重要的是，政府行政部门必须实行简政放权，把应当由市场解决的交由市场，可以服务外包的进行外包，让社区居委会真正回归自治和公益。“密密麻麻的牌子”不过是表象，而“翻来覆去的评比”、“铺天盖地的报表”才是其难以承受之重。如果只注重“摘牌”而无去行政化之实，社区居委会的减负行动就无以根治。

　　一直以来，“社区清牌”活动在全国开展了一轮又一轮，显性的吊牌被拆了，但隐性的行政化职能没有被剔出，或者堵了前门却忘了关后门，从而陷入摘牌—膨胀—再摘牌的循环。只有让自治组织真正发挥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的功能，“社区清牌”才达到了其预期的目标。

　　“社区清牌”其实是行政改革的一个切口。“社区多牌匾”的治理之难，折射出行政体制的自我改革之难。居委会要清牌匾更要去行政化，这是一种现实选择，也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