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曝湖北襄阳一居委会社区挂163块牌匾，制作费用3万多元，引发网民热议。记者调查了解到，当地正在试点基层组织清理规范制度、牌匾工作。目前，该社区悬挂的163块规范制度、牌匾，经清理精简，保留31块。（《广州日报》5月27日）

　　社区匾牌过多不是什么新闻。有社区干部直言不讳地说，“牌子太多了没办法全部挂起来，只好谁来检查就挂谁的。”

　　一块牌子的后面，对应的就是一项工作。社区为何多牌子，原因还在于所谓的“工作下沉”，让社区成了政府机构的触角和延伸，使社区成了一个“包治百病”的行政综合体。其结果自然是疲于奔命，什么事看起来都在管，结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好——考核检查多、表彰评比多、重复统计多、台账资料多，社区工作人员80%精力都用在了应对各类检查上，很少有时间联系服务居民。

　　目前一些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过多地承担上级布置的任务，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导致行政权与自治权发生冲突。因而，唯有解决行政化的问题，彻底给社区居委会等自治组织松绑减负，才能让其从繁重的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集中时间和精力更好的为民众服务。这就要求上下之间的职能要规范，什么职能可以进社区，什么不能进入，什么禁止进入，都要有明确的标准，就像政府晒权力清单一样，对社区的职能职责要重新定位，并严把入口关。

　　更重要的是，政府行政部门必须实行简政放权，进行行政审批、行政执法、行政行为的综合改革，把应当由市场解决的交由市场，不能把所有的任务都交给社区。自然，给社会减负让其真正回归公益，就得以去行政化作为根本。在社区干部吐槽的“三多”之中，“密密麻麻的牌子”不过是表象，而“翻来覆去的评比”、“铺天盖地的报表”才是其难以承受之重。如果只注重“摘牌”之虚而无去行政化之实，社区居委会的减负行动就无以实现根治。

　　不去行政化的“社区清牌”无异于掩耳盗铃，什么是本，什么是末，区分起来其实并不困难，问题在于如何控制权力的膨胀和延伸，如何在把住前门时，又堵住后门，让自治组织真正发挥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的功能，“社区清牌”才达到了其预期的目标。

　　“社区清牌”其实是行政改革的一个切口，也应成为其最大的动力所在。“社区多牌匾”的治理之难，折射出行政体制的自我改革之难。居委会要清牌匾更要去行政化，这是一种现实选择，也是对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