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武汉电视问政期中考已“收官”。第五场投票结束后，“最令观众满意的践诺单位”评选共有12010人参与，黄陂、江夏、东西湖三个区分列前三，最接地气嘉宾共有11863人参与。（人民网7月8日）

　　电视问政在加强舆论监督、实现官民沟通、实施治庸问责、推动解决问题方面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从相关电视栏目的收视率看，社会公众参与政策讨论的热情也提升显著。不过，电视问政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渐趋平庸化、官员应对套路化、问政效率递减化。曾经很锋利很管用的电视问政，疲劳症状渐显。

　　这首先与电视问政舆论监督功能先天不足有关。虽然在主持人与官员的对话之外，电视问政引入专家学者、网络名人、社会公众的参与，但是这毕竟是一款“奉命问政” 的节目。换言之，这种问政模式是有限度的开明政治产物，正如有专家所直陈的，是典型的“人治”。既然是“人治”，那么在主管官员的旨意和好恶之外，一切都是可商量的。比如，哪些问题可以列入选题，哪些案例需要拿出来问一问，可能是事先在一定范围内“沟通”的结果。

　　对电视台来说，对监督分寸的拿捏把握并不容易。首先，本地电视台主持人恐怕是不大方便让本地官员太过难堪。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之类，也要能入主办方的法眼。相关官员的事后反馈，也左右着这类人选的选择。太犀利是上不了的，即使上了一回，下回也可能被淘汰。最难免俗的一点，既然是体制内的节目，电视问政所有环节都难免出现“应对问政”甚至于“反问政”式的人为干扰，从案例选择、主持人发问以及场内场外的点评、声援、打分、投票之类，都有人为操纵的可能。

　　由此一来，难免出现电视问政官员紧张一阵子，节目风光一阵子，曝光问题解决一阵子，正常工作机制启动一阵子的循环。激情演讲、立马处理、迅速免职、连夜拆除之类举措，也可能只是热闹一阵子。其后所出现的最大后遗症则在于，官员将采取“电视问政、唯此唯大”的应对策略，类似问题乃至更严重的问题，因为电视问政未涉及，也许照例视而不见。根本而言，电视问政依赖症也是电视问政疲劳症的一种。

　　电视问政本质上是一种舆论监督。正因为这种舆论监督局限于开明官员的钦点、众多官员的掌控以及追求问政的个别效率、问政政绩的可观赏性等方面，难免让这种舆论监督的深度、广度以及真实效果大打折扣。有些问题本就刻不容缓、积重难返，相关部门也并非不知道，但还需要等到集中上电视问政节目再解决。甚至还会出现电视问政问过了，对着麦克风和电视观众承诺了，但问题仍然久拖不决，最后不了了之，使电视问政沦为“表演问政”。

　　如何缓解电视问政疲劳症？至少从舆论监督的层面来看，尤其需要立体跟进。假如说，电视问政奉命舆论监督是“盆景”的话，那么放开舆论监督，放手让所有的媒体自主监督，让全社会网友随时监督，并建立同样畅通的问责反馈渠道，则是至关重要的。官员就不至于只把精力用在“应对电视问政”上，而真正在舆论监督的眼睛下工作，真正以人民群众是否满意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将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