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省部级独董主动辞职频率越来越高。截至7月16日，两市（上证、深成）总市值排名前十的十大公司，省部级独董已经从中完全抽身。省部级独董从上市公司的全面退出在今年5月达到高峰，其数量最少占到省部级独董的三分之一。（7月17日《北京青年报》）

　　“官员独董”离职的消息，不间断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这是否意味着对于“官员独董”的清理已经取得根本性进展？然而，如果对目前“官员独董”的整个存在生态进行分析，就不难发现，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还为时尚早。

　　“两市总市值排名前十的十大公司，省部级独董已经从中完全抽身”，或许确实具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和关注效应，但如果从“官员独董”的总量上来看，这样的数字似乎并不值得放大。

　　再者，无论是从政令落实习惯性由上向下的递减规律，还是中央级与省部级官员独董的“分量”而言，这部分高级别的“官员独董”必然受禁令的影响与冲击最大。这部分官员独董辞职的消息多现，也就可以理解。

　　事实上，媒体所统计的数据已经印证了这一点：“中央级”官员独董中，13.1%已提前离任，省级则有10.8%的离任率，到了市级则仅有5.6%.以此而言，如何保持禁令由上到下的平等而持续发力，其阻力与复杂性显然不容低估。

　　盘根错节的官员独董，要想得到及时的全部清理，其难度自然不容低估。如果仅靠禁令的自动生效，而无相关监管部门集中性与针对性的清理与督查，禁令能否胜任，其不确定性仍不小。

　　还需看到，“官员独董”离职并不意味着“官员独董问题”的清理。企业乐于聘任官员独董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看重于官员手中所累积的资源，这种资源的利用中，是否有权力滥用等违规行为，不妨列入反腐序列予以专门审计，以此方可实现“官员独董问题”的最大化清理。

　　要真正清理官员独董与其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势必将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行动。再者，现阶段的官员独董辞职，仍是系统内部之为，如不引入公开性的信息披露与外部监督，亦会增大效果的不确定性。所以，对于清理官员独董的难度尤须充分预估，禁令才能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