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学者和检察官指出，现行刑法对受贿罪的入罪条件、量刑标准等规定不合理，已然成为打击贪官的法律障碍，呼吁降低入罪门槛、修改定罪标准。据了解，相关部门正在调研论证受贿罪，已总结一些腐败案例，或将降低受贿罪门槛，出台更严厉的规定，提高刑罚威慑力。（7月28日《南方都市报》）

　　我国现行刑法将受贿罪归为复行为犯，由“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两个危害行为构成，这致使除非是“索贿”，往往成为部分官员为己辩护的 “尚方宝剑”，那些“拿钱不办事”的官员和以“礼尚往来”之名行受贿之实的行为，没有得到应有惩罚。受贿罪不成立，自然那些打着“长期投资”“感情投资”“找靠山”等不为短期谋利实际却是行贿的行为，也得不到应有惩罚。从而，逢年过节、乔迁就医、红白喜事等收受礼金的现象，在官场蔚然成风。

　　同时，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 （试行）》，将受贿罪的一般立案标准定在5000元。这致使不少官员开始都是抱着侥幸心理“小贪小腐”，一步步迈向了“大贪大腐”的深渊。另外，受贿金额与判定刑期又无刚性关联，受贿数十万元与数百万元的定罪差别并不大，往往只差几年，鲜有无期徒刑，死刑更是少之又少，这就导致贪官纷纷往大数目靠齐，动不动就是上百万、千万，甚至是过亿。

　　实际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将受贿罪界定为单一行为犯，只要有“索要或收受财物”的行为就涉嫌犯罪，不用考虑受贿金额是否达到5000元，也不用考虑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受贿的界定就不包括“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也没有数额规定。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受贿是腐败的第一步，必须采取“零容忍”的立场，即使不能百分之百地杜绝受贿，也要尽可能地减少受贿。

　　受贿就是单一行为犯，不该拿的钱一分钱也不应拿，拿了就是受贿。但是，“礼尚往来”是社会共性的文化传统，那么，该如何将受贿与正常的礼尚往来进行区分呢？如何避免打击面过大呢？对危害程度不是很高的“礼尚往来”如何量刑呢？

　　国外的先进经验，归纳起来就是三条：一是将“礼尚往来”关进制度的笼子，什么情况下可以有“礼尚往来”、可以和什么人“礼尚往来”“礼尚往来”可以在什么限度内进行，都有明确规定；二是必须主动申报，即使“礼尚往来”在规定范围之内，没有主动申报的，也视为受贿；三是引入罚金刑，对情节较轻的受贿犯罪，比如只是没有申报而已，在定罪的基础上可以处以一定金额的罚金进行和解。

　　我国目前关于受贿罪的实际司法操作，在将其界定为复行为犯的同时，司法解释实际上又将其界定为了数额犯，这就给预防和打击腐败带来了不利影响，难以保证权力的廉洁性。因此，要破除受贿行为的反腐掣肘，当务之急，除了降低受贿罪门槛之外，还应该通过一系列的配套制度规定，真正将受贿罪还原为“单一行为犯”的本意，这样既可以有效避免认定上的争议，也有利于提高刑罚威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