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南方都市报》消息，如何完善刑法相关规定，破除反腐掣肘，成为当务之急，相关部门正在调研论证受贿罪，已总结一些腐败案例，或将降低受贿罪门槛，出台更严厉的规定，提高刑罚威慑力。在反腐呈高压态势之下，着手改良涉贿立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现行法律关于受贿罪的量刑标准缺乏科学细分，导致受贿案件处理结果出现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如受贿10万元以上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但在司法实践中，常见受贿10多万元与受贿100多万元同判11年有期徒刑的情况，甚至有的受贿200多万元最后所判决的刑期也在11年左右，特别是受贿1亿多元判处死缓，受贿600多万却被执行了死刑，这多少会让民众产生疑惑，最高人民法院曾发布指导性案例，均是在认罪、全额退赃的情况下，受贿500万元以上判处无期徒刑，受贿1000万元以上判处死缓，但由于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各地法院并没有按此执行。

　　现行法律关于受贿入罪问题，过于强调“钱权交易”的特征，要求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同时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才是受贿罪。这不符世界通行的入罪标准，根据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没有规定成立受贿要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前提条件，在司法实践中，涉案官员常以“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自己开脱，如果能明确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而不必要求有具体的请托事项，就为打击受贿犯罪指明方向和路径。

　　我国现行的受贿罪惩处的方向是物质性利益，对于获取非物质利益问题，如“性贿赂”，目前刑法并没有规定如何处理，从近期公开的落马高官涉腐案件来看，几乎清一色的有包养情人的行为，但在最后司法处理时，涉案官员却不用为包养情人本身受到惩罚。而反腐已是一个国际性问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贿赂”的内容被明文规定为“不正当好处”，性贿赂也是收买官员的一种形式，完全符合该公约中提到的“不正当好处”，期望将来的涉贿立法，能与国际接轨。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指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科学改进涉贿立法，将是预防、惩治腐败的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