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复出、什么时间复出、复出后担任什么样的职务，不能随意决策于密室之中，至少，应该综合考量社会的承受能力以及民众的评价。

　　近来，被问责官员复出渐成舆情热点。因三鹿事件被免职的官员目前已悉数悄然复出，因吉林德惠大火被撤职的原德惠市市长刘长春也于今年6月4日复出，而原德惠市委书记张德祥则于今年4月低调复出。有统计显示，最近6年来的免职官员，除涉及生活作风者外，复出已逾五成。

　　问题官员被免职时，往往十分高调，这也不难理解，不如此则不足以平息民愤、不足以体现严肃的问责。不过，与高调的问责相比，这些官员的复出则显得过于低调，不显山不露水，很多时候，若不是媒体披露，公众很难洞悉全部实情。

　　免职官员复出并非完全不可以。根据2009年出台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凡“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也即，只要不违反“一年禁用”的规定，遵循基本的规则和程序，似乎并无不可。

　　不过，问题在于，现实生活中，很多官员的问责与复出，往往演变成了一个与民众兜圈子的游戏。免职时，高高举起，而一旦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则很快就会悄然复出，问责云云，更像是用以搪塞公众舆论的权宜之计。此前，山西忻州因女儿吃空饷被免的县委书记，从免职到异地复出只隔两个月。

　　这样的免职后的复出，不仅民众不满意，也有悖于行政问责的本意。其一，“一年禁用”，并不意味着一年之后即用，更不意味着躲过风头就可以官复原职，或者异地任职。免职时固然要经过严格的组织程序，而复出则同样应该格外慎重，不仅要有必要的程序，也要主动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其二，免职可能不像撤职那样具有惩罚性，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尤其是官员的施政行为威胁到公共利益时，免职同样适用于有过错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因此，是否复出、什么时间复出、复出后担任什么样的职务，不能随意决策于密室之中，至少，应该综合考量社会的承受能力以及民众的评价。

　　特别是，这种免职后复出应该严格按照相关制度推动，而不是完全依靠“长官意志”，抱有“避避风头”的心理。这些年来，民众广为诟病的是，诸多问题官员接受的问责，似乎只是“免职”，并无进一步的政治问责、法律问责，似乎只要暂时把这些官员头上的“帽子”摘了，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必须指出，问题官员受到免职的处分，既是对社会、对公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一个交代，也是政府切实约束权力、提高施政质量的问责之举。对此，官员本身乃至地方政府理应以积极的态度，正确对待，认真执行，岂能自作聪明地随意解读严肃的问责行为，并以“兜圈”试探公众的心理底线？

　　说到底，举凡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与官方的处分同步，民众对其也有自己的内心处分。无视这一点，风声紧了，就想着高调问责，平息舆论。一旦舆论暂息，即故态复萌，低调复出，未免太把党纪国法当儿戏。毕竟，官员职责在公共事务，理应主动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