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童名谦案有理由成为纠偏职务犯罪轻刑化的一个标本和示范，对于渎职等职务犯罪来说，不因中央领导的重视和关注而能实现罪刑相当，那才是真正的制度化公正。

　　北京市二中院18日对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玩忽职守案作出一审宣判，对童名谦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此前，童名谦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这位“官场老好人”系十八大后首个因“玩忽职守”被双开的省部级高官。

　　依照检方指控，童名谦所犯的“玩忽职守”，主要集中在他任湖南省衡阳市委书记期间。其时，衡阳发生严重贿选事件，童接到多份举报却未依纪依法严肃查处。与众多落马的“大老虎”动辄涉案金额上千万元相比，童名谦领刑好像有些“委屈”。他只是“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而已，在法院的判决中，并无对童名谦经济方面的指控。

　　在一些媒体报道中，童名谦被湖南政商界人士给予了相当一致的评价：谨小慎微的老实人，有“官德”而无官威。像童名谦这种“不落腰包的腐败”通常被认为只是“能力问题”或“决心问题”。

　　舆论中有人为童叫屈，甚至认为犯不着把这位“官场好好先生”以刑罚伺候。同时，支持对童名谦这种庸官予以严惩的声音也不少。观察这些看似迥异的网络民意，其指向不同的背后，实质均是要让贪腐渎职官员罚当其罪，并希望司法机关杜绝选择性司法。

　　事实上，“玩忽职守”等官员渎职行为虽为“不落腰包的腐败”，但渎职犯罪带来的危害，却并不亚于贪污贿赂。2010年9月7日的《人民日报》曾援引广东省检察院5年来查处渎职案的数据披露，渎职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17倍于贪污。以童名谦案来说，正因为他的不作为才使得衡阳贿选案从小到大，最终发展为波及面极广的大案。用官方的评价来说，童的行为“使省人大代表选举贿选大面积蔓延，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特别重大的损失，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衡阳贿选案对民主制度的伤害，对党风政风的腐蚀，对官民关系的撕裂，这种种危害后果又岂能用金钱来简单衡量。

　　与以往渎职犯罪的普遍轻刑化相比，童名谦的判罚算是“重”的。最高检察院曾在一次专项检查活动后披露，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若再具体到玩忽职守罪，免刑和缓刑的比例还要高。但存在并不等于合理。否则就没有“两高”这些年来在遏制职务犯罪轻刑化上的种种纠偏举措了。从童案来看，5年判罚之“重”才更符合立法的本意。而且，5年徒刑已是酌情考虑了童名谦有自首和悔罪情节之后的结果。单纯依其犯罪情节和危害后果，刑期可能还要更长。

　　中国是个成文法国家，个案的判罚并不成其为判例。在理论上，童名谦案的判罚也只是个案。但童名谦案有理由成为纠偏职务犯罪轻刑化的一个标本和示范，对于渎职等职务犯罪来说，不因中央领导的重视和关注而能实现罪刑相当，那才是真正的制度化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