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科级6000元，正股(副股)级3000元，合同工2000元……这不是发奖金，而是广东东莞市大朗镇教育募捐活动的“捐款参考标准”。这个由东莞市大朗镇教育局发起的慈善募捐，自8月8日开展以来遭到镇政府基层公务员的吐槽——教育募捐竟然设立“最低消费”(8月18日《广州日报》)?

　　捐款须以自觉自愿为原则，这是妇孺皆知的道理和常识，也是公益事业捐赠法的明确规定。但在现实中，强制捐款或变相强捐屡见不鲜，这次由东莞市大朗镇教育局发起的慈善募捐，就明显具有变相强制的性质——虽然该局局长声称这只是“参考标准”而非“执行标准”，但只要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人，只要对现实“国情”有所了解的人，只要亲历过这种捐款的人，恐怕都会知道所谓“参考标准”其实就是“执行标准”，有各种各样的因素逼迫人们不得不按照标准捐款。反之，如果真是捐不捐自愿、捐多少随意，又何须制定“参考标准”呢?

　　强制捐款或变相强捐是违法行为，在我看来，比捐款方式更值得追问的是捐款目的，即为什么要求大家为教育捐款。“损资助学”听上去冠冕堂皇，可问题是，教育经费难道不该由政府予以保障吗?东莞市并不是穷地方，政府有能力更有责任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凭什么把这个“分内之责”推到公职人员的头上?如果教育局可以发起慈善募捐，那么其他部门也可以以“救助孤寡老人”、“补贴低收入群体”、“治理环境污染”、“修建道路桥梁”等各种名义伸手向公职人员索捐。

　　坦率地说，我们也许严重低估了强制捐款的恶劣性质。其一，人们一般认为，强制捐款损害慈善公信，伤害人们的爱心，其实问题何止于此。强制捐款就是强迫人们平白无故地交钱，说得轻一点，这和乱收费、乱罚款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说得严重一点，这和非法侵占他人财产的区别也不是很大，甚至就是明目张胆地抢钱!虽然手段不一样，但对于被强捐者而言，结果是一样的，都是自己的私有财产遭到侵犯。

　　其二，善良的人们以为，强制捐款只是方式方法不当，但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扶贫助弱。但事实上，扶贫助弱本是政府分内之责，但一些地方政府不愿从财政中开支，而是强制或变相强制人们捐款，将捐款变成了“第二税收”、“第二财政”。而节省下来的财政资金用在哪里，募捐来的钱是否真的用在扶贫助弱上，这些都不明不白、不清不楚。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于强制捐款，并不是多么有爱心，而是打着慈善的幌子转嫁自身责任、多掏民众的腰包。

　　强制捐款的真面目远比我们想象的丑陋，其性质远比我们想象的恶劣。在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只有“捐赠应当是自愿和无偿的，禁止强行摊派或者变相摊派”的规定，却没有相应的罚则，以至于强制捐款的违法成本几乎为零，这正是强制捐款或变相强捐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强制捐款是违法行为，却为何能大行其道而受不到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