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新华每日电讯》曾提出过一个概念，将过度倚赖政务消费的繁荣称为“傍官经济”。那是一种富有中国式智慧的发展模式——能在每年数千亿元的三公经费中分一杯羹，哪怕只是成为某个政府部门的定点饭店，能赚到的钱都会非常可观。但从去年到现在，随着“八项规定”和反腐成为常态，“傍官经济”遇冷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与此相伴生的，是甚嚣尘上的“反腐影响经济发展”论。

　　反腐真会成为中国经济繁荣的掣肘因素吗？表面上看，过去长久以来的“傍官经济”，在初期不可避免会受到反腐冲击——中央要求“三公经费只减不增”、中纪委定期通报违反“八项规定”的典型案例，让“平均每天82万个公款饭局”成为历史，也让某些曾经主打政务消费的高档餐饮企业不得不转型卖起了盒饭；曾深受一些官员喜爱的高档手表、奢侈礼品等行业，同样因风声紧而业绩大幅缩水。

　　这只是消费领域的例证，多年“高烧”的政府投资领域，同样出现了明显的“降温”迹象。有分析认为，这两年不少领导干部因在某些投资项目中涉贪涉腐而折戟官场，使得很多官员在政府投资方面变得谨慎了许多。“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心态在官场有所抬头，这或许多少会影响到地方经济。

　　其实，经济数据不如以前，根本上是转方式、调结构、挤泡沫的结果，是为转型“减速换挡”的结果。退一步说，如果因反腐，真有一些行业、产业或地方出现了短期低迷，那也并不见得是反腐的大方向错了，而恰恰说明过去的发展有水分、有泡沫。

　　持“腐败影响经济发展”论调的人，还经常拿国外一些媒体报道和机构报告说事。诸如“美林银行预测反腐至少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减少0.6至1.5个百分点”、“外媒称反腐将令中国经济一年损失1000亿美元以上”等消息，在国内不乏附和者。这些论调换一种通俗说法就是：反腐要适可而止，继续深入反腐将拖垮中国经济。其潜台词是，中国过去数十年的高速发展，主要归功于腐败经济的增长。

　　这种论调是极端错误的，在某种程度上恐怕也是“别有用心”。毕竟，以“傍官经济”为典型的腐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或许确实占据一定规模，但任何着眼长远、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府部门都应该清楚，腐败绝不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润滑剂，那种“带病”的虚假繁荣不是健康的发展。如果不及时矫治腐败经济，釜底抽薪地解决体制机制性问题，势必会给中国经济的未来绑上危险的炸药包。

　　无论是权威的经济学研究，还是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都不足以支撑“反腐影响经济发展”的歪理邪说。相反，事实雄辩地证明，比如，当年查办“远华案”时，有人说厦门经济会因为反腐而倒退10年，但实际上，从那以后厦门的海关税收大幅上升，经济形势也越来越好。

　　反腐不是中国经济的减速剂，而是加快实现中国经济转型的催化剂。深入推进反腐，并辅以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目的之一就在于为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创造公平的环境；减少权力寻租、整治“吃拿卡要”，能够大幅降低企业支出的“腐败费用”，进而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和质量。中国经济要长足发展和持续繁荣，决不能再落入饮鸩止渴的误区，而必须通过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来实现。

　　腐败之祸猛于虎。正如北大教授周其仁所说，腐败不但会吞噬改革的成果，而且将瓦解公众对改革的支持，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成为终结改革的致命杀手。中国社会要发展，经济要繁荣，归根结底有赖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反腐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经之路。以反腐推进改革，以反腐促进发展，既是中央基于中国国情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也是顺应民意和时代大势的历史性选择。

　　十八大以来，轰轰烈烈的反腐行动取得了世人共睹的成果，一大批毒害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老虎”和“苍蝇”被打死，但远还未到喊停的时刻。反腐伤筋动骨、触及利益也触及灵魂，可以预见的是，还会有一些人继续给反腐“唱反调”，我们要认清这些“杂音”的真实用意，坚决把反腐进行到底，为经济健康发展扫清障碍。 （新华社记者 易艳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