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媒体曾以《重名的广场南路，咋就用起来了？》为题，报道了河南郑州高铁东站旁的“广场南路”与先前官方正式命名的其他道路重名，显然违规一事。当时郑州市地名管理办公室表态进行“集中整治”，但2年多过去，且郑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正式命名通告也已半年有余，违规情形依旧。（《大河报》10月22日）

　　作为城市窗口的高铁地带，硬是出来一条重名的马路，这会给很多按“名”索骥的市民带来不小的麻烦：比如导航没法选择，快递没法投送，周边业态也会遭遇“名不正”的困扰……按理说，路名重名，纠错就好，但部门之间的扯皮推诿，活生生让“广场南路”成了历史难题。

　　来看看相关部门的说辞吧：郑州地名办的说只负责起名字；郑州东站地区综合管理办的说这非业务区域；郑州郑东新区管委会将之推给了交警；郑州市交警支队第八大队则说“谁设置谁整改”……看起来人人都是责任人，较起真来人人都无责任。

　　推诿扯皮，见怪不怪。经济学者樊纲曾在《人间的“扯皮”与科斯定理》中提出：我们生活中处处事事都在与人打交道；我们生命的一大部分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扯皮”（被人扯和扯别人）之中耗掉的；社会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消耗在扯皮之上的。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和约翰·瓦利斯曾试图测算美国经济中交易成本占资源耗费总额的比重，研究发现，提供交易服务各部门所用掉的经济资源，在1870年占美国国民总产值(GNP)的25%，而在1970年增长到50%以上。

　　当然，有些交易成本没法避免。但从现代治理来看，就像制度经济学对“产权明晰”奉若圭臬一般，权力者对“责权利对等”的明确，是第一要义。眼下，自上而下在止庸治懒，各地也都在晒权力清单，但权力清单外的事情，也同样要紧。就像郑州的那块路牌，也许都不在这些部门的“清单”之内，但从权力伦理出发，哪家不该把这活儿揽过去？

　　一块路牌，折腾了两年还没解决，究竟是谁的责任呢？这个问题，恐怕需要确立“首问负责制”来解决。也就是说，尽管按规定不是你的责任，但民众找不到具体责任人的时候，相关被“首问”的部门要接单，要带着问题找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