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权力谨记其边界,并且有真实的具体的惩戒作为兜底,权力在使用,或者想挥霍其公信力时,才会有所忌惮

　　鲜红庄重的抬头、盖红印章的文尾,本该严肃权威的“政府公文”,却不时让网民感叹“也是醉了”:有请求将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的,有批评食堂“菜里没有肉”的,有要求完成“罚没”与年终奖挂钩的……红头文件层出不穷的现象,不仅影响了“文件”的权威性,更降低了行政效率,削弱了政府公信力。(11月2日新华社)

　　作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红头文件的现实效力显然易见。但遗憾的是,因为红头文件的滥发、滥用,一些出格文件、创收文件、掐架文件层出不穷,不断透支红头文件的公信力,损害了红头文件的权威性。结果,无论红头文件能否在现实中得到贯彻执行,红头文件的种种乱象都让人对其丧失好感。即便那些必须执行红头文件的部门,有时也会因为红头文件之乱而苦不堪言。为何原本用来指导、规范工作与生活的红头文件,会成为一些人眼中的负面词汇?

　　原因当然不是文件的错。要怪只能怪出台文件的部门太随意,他们在不经意间就越过了权力的边界,制定出一个个自以为是的文件。本来,每一项权力都有其使用的边界,一旦越过这个边界,权力的作为就是一种乱作为,即便其作为的目的和初衷是良好的。可是,很多掌握权力的人在使用权力时,却根本没有顾及这一点,以为权力是通吃的,不仅该管的问题要管,不能管不该管的问题也要管。所以,出现了权力的越界与扩张,出现了红头文件的越位和错位:为快女拉票,要求官员卖房的,强调招商引资的,勒令法律服从的……各种各样出格的红头文件,让人见识了权力的无知与无畏。

　　如何规范红头文件,让其回归规范性文件的本位?一方面,需要厘清权力的边界。在官本位思维的作用下,一些权力产生了膨胀,分不清权力应该止步的边界在哪里,以为权力可以在任何领域随意地指手画脚,甚至起主导作用。当拥有权力者眼中值得敬畏的只有更大的权力,权力习惯了以等级来评价事情的是非对错时,权力的边界必然是模糊的,出台的红头文件自然也就随之越位、错位。

　　另一方面,需要强调对权力的问责。权力不去厘清、遵守边界,除了源于官本位的思维和以权力为中心的等级意识,还与权力越位的代价较低有关。换句话说,就是缺少对权力的必要约束和纠错机制。比如,对于滥发红头文件的行为,通常的处理只是以收回红头文件而不了了之。至于,这种越位的结果是什么,这种越位的损失是什么,并没有什么量化的界定,也没有什么惩罚的措施。有时,为了维护权力的权威,在发现问题之后,也只是将错就错继续执行。这种以牺牲红头文件的权威性、损坏被执行对象的权益为代价,保护一个错误的红头文件,维护出台错误红头文件的权力的做法,显然是一种错上加错的权力乱作为。因此,必须强调权责对称,对权力的作为规定相应义务,对权力的乱作为进行纠错和问责,如此权力才能产生真正的敬畏,才能逐渐懂得、学会谨慎。

　　红头文件是人们感知权力规范与自觉的一个直接载体,如果红头文件总是以乱作为的形式影响、刺激、挑衅人们脑海中的关于权力和政治的常识,则红头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就扮演着抹黑权力,消解权威、降低公信力的负面角色。

　　当然,这不是红头文件的错,也不是人们不够善解人意,而是权力习惯了越位,而且权力在越位之后缺少必要的问责。只有权力谨记其边界,并且有真实的具体的惩戒作为兜底,权力在使用,或者想挥霍其公信力时,才会有所忌惮。那时,红头文件才不会滥发滥用,因为权力知道滥发滥用是容易界定,而且会导致处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