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未央区某村支部书记葛七宝被开除了党籍，起因是11月初，他带着十余人阻挠执法人员处理违规倾倒的渣土车，并动手殴打执法队员。此外，他还被举报涉及超生、赌博等问题，被称作地方一霸。放在我所经历过的农村社会生态的背景之下审视，这位村支书的行为，并不令人意外。

　　村官之跋扈，其实只是问题最为浅表的层面。仔细挖掘，会发现几乎所有发生在城市官场的问题，都有可能在农村滋生。比如葛七宝所在的西安市未央区，今年以来就查办了几十起基层干部的违法违纪行为，涉及截留、挪用、侵占和贪污国家农村支持资金和征地补偿，侵占集体资金资源，非法买卖、出租集体土地等，甚至还出现了农村基层干部涉黑的情况。

　　农村社会看似“迷你”，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种利益纠葛盘根错杂。从程序上说，村官由村民选举产生，本应代表村民的利益、为村民服务，但村民赋予其权力之后，却不大容易找到监督与制约其权力的办法。村干部往往处于利益链条的最顶端，而且，一个村支书只需要向政府主管的职能部门靠拢，结成利益共同体，村民的利益就可能被打压下去，即使要表达利益诉求，他们的渠道也常常是不通畅的。

　　虽然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村委会保持着相对自治的性质，但是整体的治理状态距离良善的目标尚远，尽管带领村民致富、解决村民所急所难的“好村长”的形象不时出现，但这对个人修为的依赖相对较大，从治理结构层面，村庄内部的问题，常难找到解决办法。若出现村官称霸一方、欺压村民的情况，多数就只能等待上级的监督与介入。

　　然而这种介入往往是迟缓的。葛七宝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针对他的举报已经持续多年，但是直到发生了引起舆论关注的暴力抗法事件，他才被开除党籍。在另一些案例中，一些村官甚至会对着前来“讨说法”的村民叫嚣“等纪委来找我，你想去哪里告就去哪里告”。一方面有可能是村官和“上级”确有勾连，但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上级权力对农村基层的监督确实是缺位的，这种缺位镶嵌于尚未被理顺的基层权力结构之中。更何况，农村本质上依旧是由熟人社会或者半熟人社会编织而成的网络，村民忌惮于这样相对封闭的环境，怕自己日后遭到打击报复，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轻易去告村官。

　　当然这并不是说，为了保证村官被有效监督、权力被有效制约，国家权力应当更深层地渗透到农村。相反，历史和现实经验表明，保持农村的相对自治，是符合基层社会规律的做法，政府权力过度嵌入乡村治理，反而容易淹没村民的真实诉求。也不是说，在熟人社会的底色中，就不可能有现代文明和现代治理，若能在村民中建立有效的自治组织，激活其成为监督和制约权力的力量，那么，熟人社会的属性反而能在相对理性的制度之外，给村官们多加一道约束，使其不敢为所欲为。

　　在农村空心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快速流失的农民和逐渐没落、乃至凋敝的农村，也不利于农村基层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