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眼于犯罪治理的系统性和特殊犯罪的地域性特征，强化反恐立法的重点布防与精确打击，既是有效打击暴恐犯罪的形势需要，也是法治反恐有效维护公民权利的必由之路。

　　从公安部传来消息，在打击西南边境地区组织偷渡专案行动中，警方共破获组织、运送、偷越国（边）境案件262起，查获涉嫌偷越国（边）境犯罪嫌疑人852名。警方调查发现，此类偷渡主要是境外“东伊运”组织幕后操纵指挥，蛊惑煽动群众偷渡出境参加“圣战”活动，部分人员在偷渡过程中实施暴恐活动，如云南昆明“3·01”等多起暴恐案件。

　　偷渡与暴恐联系在一起，违法犯罪相互交织，使得我们面临的反恐形势更加严峻。自本世纪初的“9·11”事件以来，恐怖主义不仅阴霾不散，而且呈现全球化、本地化、分散化、个体性等特点，让人防不胜防。如何构筑反恐的“防火墙”，如何运用法律利器精确打击恐怖主义，成为各国面临的现实课题。

　　虽然政府在公共安全上有一套强大的控制系统，但近年来我国的暴恐犯罪现象不容乐观，尤其是反恐法治化手段的孱弱，使得在应对分散化的暴恐犯罪上存在“短板”。在境内境外、网上网下相互勾连的复杂形势下，无论是物理疆界上的漏洞还是安全治理上的疏忽，都容易让暴恐分子有机可乘。此次公安机关所提供的信息足以说明，我国不仅面临国际恐怖主义的共性威胁，而且还可能演化出带有地域特点的暴恐犯罪现象。例如，我国西南边境线有数千公里，与越南、缅甸等国接壤，复杂地形不仅给偷渡者提供可乘之机，甚至也会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渠道。

　　针对恐怖主义不断异化、变种，包括美国、俄罗斯、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制定专门的反恐法，依法加大预防和打击力度。我国自1997年刑法将恐怖组织入刑以来，反恐立法不断推进，增设资助恐怖活动罪，明确恐怖活动定义，去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草案）》。反恐立法进入操作层面，我们既要关注宏观上的法律架构，如怎么与刑事法律制度相衔接，如何有效整合武警、解放军、公安和其他各方力量；更要关注反恐立法精确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有效性。

　　以西南边境的反恐为例，宏观层面上的国家立法很难顾及地域特性，只能提供指引性规范。具体的反恐立法还需在打击犯罪的合力机制上下功夫，包括建立国际间、省际间的刑事执法协作、信息联动、联控联防等机制。这需要在国家立法的框架下，发挥地方立法的积极性，强化法律打击的灵活性和指向性。同时，刑法对偷渡惩罚力度较小，对个人偷越国(边)境多施以行政处罚，严重者才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立法缺乏对偷渡行为的关联犯罪的考量，过低违法犯罪成本容易为恐怖主义分子所利用。因此，着眼于犯罪治理的系统性和特殊犯罪的地域性特征，强化反恐立法的重点布防与精确打击，既是有效打击暴恐犯罪的形势需要，也是法治反恐有效维护公民权利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