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问政不只是一个节目,更是一个舆论监督的平台,是一个公共电视台应该开辟的让公众参政议政的公共空间

　　武汉的电视问政探索,一直是媒体热议的话题。前段时间,这个节目又烧了两把火:记者在现场“逼”区委书记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勉强结巴背出的书记很尴尬；节目现场曝光了蔡甸区受污染的“水泥橘”,区长不得不在镜头前当众吃下这个苦果。逼问的对抗场景和追问的火药味,让观众感觉很过瘾,这个节目也见证了武汉问政的民主氛围。

　　有人说这是官员作秀,说电视问政已经成为官员的秀场。我很反感这种思维,一看到某件事有了舆论影响,就说别人是作秀,就好像一看到美女就说人家整过容一样。可是,是否整过容,还能通过某种方式来证明,但是不是作秀还真没法自证清白。动辄说人家“作秀”,既是一种莫须有罪名,更是一种话语暴力。一旦贴上了这种污名标签,被指控者根本说不清。起码这两场引发围观的问政不是作秀,非常真实,没有做作痕迹。一个书记,不可能拿自己到镜头前结结巴巴地背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尴尬表现去“秀”,一个区长也不至于为了“秀”而当场吞苦果秀难堪。如果说这也是作秀,就让这种“秀”更多一点吧。

　　更应该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这种电视问政如何能成为一个常态化的舆论监督节目。以往其他地方也出现过类似的节目,一开始也因犀利热辣而迅速引发关注,不过很少能有坚持下来的,多数都昙花一现。或因过于尖锐而被判了“死刑”,或因过分“重视”而没了锋芒生不如死,或因支持节目的领导离任了而换了风格。

　　要想常态化,避免“烂尾”,首先节目必须摆脱对领导个人权威的依赖。这种尖锐的问政节目要想办起来,要想得到各政府部门的配合,一般都依赖地方一把手的支持。媒体需要借助这种节目提高收视率,而地方一把手也需要借助“问政”去推进各项工作,用舆论监督的力量让各部门领导有工作的压力。

　　但是,对领导个人权威的依赖,会带来不少弊端。其一,一把手是例外的,不会成为被电视问政“追问”的对象。这类电视问政节目多是有层次的,一般出现在被追问现场的都只是区长、局长层级的领导,更高级别的就不会了。可一把手就没问题了吗?一把手就不需要被追问了吗?很多地方的不正之风正出在负责人身上,最需要被质问的就是大领导,只问小官不问大官,“问政”存在特区和盲区。其二,也是更重要的,因为节目过分依赖一把手的权威,一把手离任了,换了个领导不喜欢这种节目,或者觉得这样的节目会给自己添麻烦,节目说取消就取消了。

　　要想常态化,还需要一定的独立性,官方应该尽可能少地介入。很多曾经广受关注的舆论监督节目,都因为官方过度重视而名存实亡了,舆论监督能力大受约束。官方如果过度“重视”,就会经常“指导”,经常让节目承担各种各样的“任务”,一旦新闻缺乏专业认知并且频受掌权者指手画脚,节目就会远离新闻规律和监督职能,成为一些官员和部门炫耀政绩的秀场。对于这个问题,官方需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老老实实地做一个“被监督者”。

　　常态化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于摆脱收视率的影响,尽可能地保持节目的公益性和公共性,尽可能地去商业化和娱乐化。这不只是一个节目,更是一个舆论监督的平台,是一个公共电视台应该开辟的让公众参政议政的公共空间。节目本身的问政功能远高于观赏功能,不能因为哪一期的收视率低了,就浮躁地改变进而迎合娱乐观赏。有些人常批评中国人的电视品味,认为公众过于追逐那些娱乐节目,明星的鸡毛蒜皮小事都会引起围观。其实这是误读,不是公众爱娱乐化,而是没有创造条件让公众参与这种民主政治,没有创造平台满足公众的政治诉求。一个受收视率左右的节目,是绝不会长久的。

　　说到底,要想成为常态化的舆论监督节目,关键是摆脱和超越人治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