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和全国检察长会上，两高“当家人”不约而同提到了律师：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表示，对法官老是把律师赶出法庭百思不得其解；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则要求“对律师提出不构成犯罪意见必须及时审查，特别是要严格执行高检院制定的《关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严禁滥用‘特别重大贿赂案件’限制会见”。

　　相比于以往在许多会议上对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泛泛而谈，这次两高向社会公开传递的信号中，直接点名了“死刑复核案件”和“特别重大贿赂案件”这两个舆论关注度极高的敏感问题，以明确的姿态给律师撑了腰。同时，以两根当下最难啃的“硬骨头”为例来说事，也颇有“举重以明轻”的意味。

　　现实中，因为个别“死磕派”律师的不理性行为和部分司法机关长期以来对律师形成的偏见，一些办案人员在与律师打交道的过程中常常抱有不信任感。有的认为律师是在“替坏人说话”；有的则觉得律师的介入增加了办案的难度，影响了司法“效率”。

　　于是导致在司法实践中，个别司法机关对律师百般刁难，“滥用‘特别重大贿赂案件’限制会见”就是典型的明证。贿赂案件中，律师会见当事人总会遇到“依法”刁难，原因就在于刑事诉讼法在放开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同时，还留了个口子：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侦查期间的律师会见，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由于刑诉法并未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作出明确定义，因此在各地的司法实践中，一些检察机关往往一句“特别重大”，就把律师打发了。

　　然而，真正细究起来，那些刁难律师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一方面，刑法开宗明义，其目的一手是“打击犯罪”，另一手是“保障人权”，如果单方面强调司法机关办案的方便和效率，就成了一条腿走路的瘸子；另一方面，依循严格的程序和落实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保障，也是对司法机关自身的保护。前不久沉冤得雪的呼格吉勒图案，就跟当时侦查机关急于破案、审判机关没有听取律师的辩护意见不无关系。社会越发达，案情就越是盘根错节，面对复杂的局面，有时真相就显得晦涩难明，没有严格的法律程序规定和权利保障作为依靠，岂不等于是给自己“埋雷”？

　　现代司法环境里，律师的介入本身就有制约监督办案机关行为和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双重功能，不能简单视之为“麻烦制造者”，而是应该重视律师在整个司法生态的构建中起到的平衡作用——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司法机关以办案来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同时，不能又悄悄把自己的权力放出了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