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各地纷纷进入“两会时间”。“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发展由中低端水平迈向中高端水平”……十二五收官之年，“双中高”俨然成为了各地两会的“好声音”。

　　一个最显著的表现是，各地纷纷依据自身的发展状况，制定本省的GDP增速，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重庆将增速目标从11%下调到10%，陕西则要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速，而上海，干脆就取消了GDP增长的具体目标。

　　在过去的30年，高速的经济增长，是“中国奇迹”的重要特征，也塑造了唯GDP是尊的政绩观。事实上，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一个共识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基于两个“比较优势”，一个是生产要素的廉价，另一个则是后发优势。对于前者，无论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还是由土地财政支撑的房地产市场，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了“瓶颈期”，劳动力要素价格上升，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对于后者，一来，经过30年的模仿、赶超，中国在很多领域已经和西方站到了同一高度，再无可直接模仿的对象，因此，只能自我创新；二来，经济危机之后，国际经济形势依然严峻，提振难度大，国际市场需求紧缩。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而言，经济由高速进入中高速阶段，更加注重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质量，无疑是当下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央一再强调要适应经济新常态，正基于此。校准政绩观，也就成了必然。

　　当然，校准不是推翻，要避免两个误区，即：“适应新常态就是去GDP化”和“适应新常态，各地都要降低GDP增速”。

　　毋庸置疑，适应新常态，淡化GDP考核，并非说GDP不重要了，也不是不要GDP增长速度了。事实上，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如何能积累足够的财富，为产业转型提供资金支撑？又如何吸收新增的就业人口？毫无疑问，GDP在任何时候，都异常重要。但，在新常态下，我们需要的是绿色的GDP，是带着民生温度的GDP，是高质量的GDP，而不是过去的粗放型GDP.正如媒体所评价，“现阶段搞GDP崇拜是落伍，不要GDP则是‘任性’”。让民生、经济质量提高、产业结构优化在考核中占据更大比重，而非“去GDP化”，这才是淡化GDP考核的真实内涵。

　　再者，“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适应新常态，是各省市的共性。而如何适应新常态，则需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来设计。有些省份产能过剩、粗放发展时间较长，船大难掉头，不得不踩下粗放发展的“刹车”，经济增速自然要下降；有些省份，本来经济结构就相对较优，创新能力较强，少降一两个百分点，甚至“逆市”上扬，也并不稀奇。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各地适应新常态一勺烩了，也并不理性。

　　总而言之，适应新常态，校准政绩观的量尺，归根到底，还得实事求是，按下改革的“快进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