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不在公职队伍，文化名人做做生意，自然无可厚非，何况文化产品本身也有含金量，但这种‘擅用’在名气的光环下往往失去控制，沦为滥用，滥用最容易涉嫌贪腐，最终身陷违法乱纪的泥淖。”昨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直指文化名人涉腐问题。

　　文化名人涉腐，并非新事物。历史上唐伯虎就因此仕途被废；旅行家徐霞客声名鹊起后，也曾滥用驿传，甚至让妇女给他抬轿，若供奉不周，还要加以鞭笞；而曾国藩未“发达”时，也曾多次顶着翰林、名人的旗号，大收“赠礼”、“售卖”书法，他常年入不敷出，却总有人“借钱”给他……

　　不独中国如此，英国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培根在担任首席检察官时，也因收受贿赂致使身败名裂。

　　监督不到的地方，腐败必然丛生，近年来，“厦门远华案”“高铁腐败案”“谷俊山案”等背后，均不乏文化名人的影子。事实证明，名声大、艺术成就高，不等于就没有人性的缺点，就必然能战胜诱惑。杜绝腐败，靠“自觉”“面子”是不够的，还要有制度约束。

　　但，文化名人介于市场与规制之间，这是监管中的盲点。

　　在今天，不少文化产品存有两个定价系统，一是成本价，一是市场价，二者落差巨大，这为腐败提供了可能，比如铁道部的天价宣传片，粗制滥造，可只要打上张艺谋的名头，就敢报出两千万。

　　在一个完善的市场中，决不允许价格双轨制，可现实是，行政部门对文化市场干预过多，为了短期“政绩”，不惜 “派任务”“下命令”，从生产制作，到宣传发行，完全垄断运作，这就在事实上形成了双轨价格。更麻烦的是，这种急就章多了，就会给人以错觉：艺术质量是次要的，跟对风、跟对人才是主要的。

　　许多文化名人在没成名时，还肯深入基层，脚踏实地提高自己，可一旦成名，立刻改为横向发展，跨行、出书、评论社会新闻、拉交情，应该就是受到了这种误导的影响，而这恰好迎合了贪官们的需要。

　　行政官员常年在封闭体系中工作、生活，缺乏市场操作能力，而文化名人接触面广，很容易成为“权力兑现利益”的管道。这就是为什么，名人家中往往高悬高官玉照、而高官墙上总有名人留墨的缘故，互相吹捧、互相扶持，方能共同发财，表面上高雅得很，其实全靠铜臭铺路。

　　要打断这一“强强联合”，必须加强监管，不论名气多大，只要触犯法律，就应一体严惩。与此同时，在制度上也要有所修补，减少权力之手的扶持，让文化市场自主成长。如果文化名人们不对观众负责，艺术不进步，品牌就贬值，那么，他们就算想帮贪官们暗渡陈仓，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