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参加一个新闻发言人的聚会，一个过去常因发言而成为“新闻当事人”的新闻发言人抱怨说：这个位置真是个高危岗位，自己随时准备“牺牲”。他说完这话，很多人都鼓掌表示认同。另一个做得很成功的发言人也表达焦虑：虽然自己还没被顶上舆论的风尖浪口，主要是因为领导很支持，如果领导不支持，工作可能就难做了。

　　熟悉网络舆情的人都知道，几位新闻发言人的说法绝不是职业撒娇，看看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突发事件后被架到火上烤，因为一两句话被舆论穷追猛打，就知道他们所言不虚。

　　经过当年非典事件的倒逼，和后来几起大事件的洗礼，中国的新闻发言制度在这几年得到了不小的推进。起码多数政府部门都有了新闻发言人，建立了新闻发言制度，一事当前先向媒体公开信息已经成了常态。但不得不说，新闻发言人的生存状态并不好，生存在体制和舆论的夹缝中，受到了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双重夹击：媒体和民众对新闻发言人有太高的期待，期待他们能给出一个满足公众知情渴求的答案；而官方对他们的授权又相当有限，一些领导只是希望他们扮演一个面对汹涌舆情的挡箭牌和官方的“传声筒”。这种角色期待的冲突，使他们很多时候两面不讨好，想用尽可能人性化发言让公众满意，可当引发争议时，他们又会成为“麻烦的制造者”。尴尬的夹击下，发言人承受着巨大压力，一旦在某个公共事件上，舆论的愤怒到了某种临界点，还可能成为官方平息舆论的“替罪羊”。

　　新闻发言人应该是打通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的“使者”，倾听民众知情的需求，回应民众关切，把生硬的官方宣传语言转化成民众听得懂的话。官方和舆论都应该善待和善用这个使者，多宽容这个尴尬的群体，尤其应该有一种“容错”的机制，就是允许他们有时说错话，不能因为说错一两句话，或一两句话可能有问题，就否定这个人。

　　为了激励官员的改革创新机制，让官员放手大胆地去试去闯，不少地方都出台了改革容错机制，比如重庆就出台了《重庆市促进开放条例》宽容官员在创新上的犯错：开放工作效果不好，或者造成损失，只要程序符合规定，未谋私利，可以减轻或免除有关人员的责任。深圳也有类似的容错条款。

　　我觉得，新闻发言人岗位也应该享受到这种“容错”条款的保护，因为这个位置处于舆论的风尖浪口，开新闻发布会，面对那么多记者和公众，发言人有时难免紧张，说错一两句话很正常。而且，在中国的信息发布体制下，很多地方新闻发言人并不是掌握最多信息的人，对一些问题，他们可能并不知情。既不掌握关键信息，又要在发布会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和刁钻问题，挑战和风险可想而知，所以有时说错话在所难免。舆论不必盯着一两句话去群殴发言人，政府内部也要保护新闻发言人，给发言人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不能用惩罚发言人的方式去“平息”舆论不满。

　　我的一个感觉是，某个地方的一把手如果经历过某个负面舆情，一般会非常重视媒体沟通，理解和体贴新闻发言的不易。而那些觉得新闻发言人是“添乱”的领导，其治下的舆论生态时常比较糟糕。有关部门正在推进地方和部门“一把手”走上新闻发布的前台，定期与媒体和公众面对面。这既能提升官员的媒介素养，也能产生共情效果，让他们在“亲自”发言中体会到新闻发言人的不易，也会对发言人有起码的容错心理准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