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长问题”，自深化改革以来，已被数度提起，为什么要“再说”呢？因为日前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又提出了这个“处长问题”——他严斥一些部委文件运转流程繁冗、拖沓，“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是完全颠倒了吗？”总理针对一些改革措施迟迟不“落地”反问道：“中央研究了一年多拿出政策，结果各种手续再走一年，这不是闹笑话吗？”

　　这个“处长问题”，当然不仅是这种“颠倒”的“把关”，之所以这两天又激起波澜，是因为它颇有一点“普遍性”。于是有人说，“处长问题”是改革中一个大问题；当然也有人曰，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我们的处长们，多数是好的，没有他们尽心尽责，哪来30年的大发展，中国位居“第二大”，处长们功不可没；更不要说县处级嘛，是我们政权的基石，如果他们都有“问题”，怎么解释今天的天下大局？

　　但要说“处长”完全不是个“问题”，似乎也不像——还记得一位县委书记一天陪洗8次桑拿的奇事么？陪谁呢？原来多是“上面”来的“处长”；还记得一个县长，翻山越岭夜行百里山路去“敬一杯酒”么？敬的又是谁？据说是“省厅来了个副处长”！我到过一个地级市，那天市委书记市长倾巢而出去“迎驾”、去陪酒。什么来头呢？原来上面来了个“处长”，厅官们一点也不敢怠慢，要知道项目的审批、资金的切块、扶贫的款项、政策的放宽等等，“都在他手里”哦，弄得不好，就“可以把你搞死”——人们不会忘记一年前一位企业家的吐槽，“再大的老板，一个处长就能把你搞死”吧？人们也不会忘记，那张上个项目耗时799个工作日的“审批长征图”中，光要他盖章签字的“处长”，就有55个之多呵！

　　我们不是一般性地谈论“处长问题”，而是说，改革遭遇了“中梗阻”，“处长问题”或许进一步凸显出来——这绝不是说我们的“处长”都成了改革的“软阻力”，他们中不乏改革的闯将。但也有那么一些承上启下的“处长”，变成了阻上挡下的“梗阻”，有的心怀“小九九”，顽强地保护部门的既有权力和既得利益；　有的“口惠而实不至”，不放权，不放实权，不放大权，再好的改革决策，到了他那里也“化为无形”；有的抱住过去的行政习惯思维定量不放，仍然好做“千手观音”，一有新事物、新业态、新组织露头，就去“管死”。当然还有少数“处长”，因为反腐纠风，所以“不吃不占，啥也不干”，情绪低迷、精神不佳，一推二拖三踢皮球，所谓“无为而治”，让企业、社会雪上加霜。

　　其实这类“中梗阻”，并非今日才有，发生在某些“处长”身上的类似“问题”，也是史有先例——比如大清朝末年，湘淮两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这样的所谓“大功”，军费报销应不成“问题”吧？可是卡住了，不让报，“卡”的不是皇帝老儿，也不是朝廷重臣，而是一批“县处级”——级别多是七品的户部书吏。李鸿章只好找人疏通，书吏们则要一厘三毫的回扣。当时两军军费共三千多万两银子，“好处费”要40万两。曾国藩则不得不请人做中，与书吏们讨价还价，讲定了8万两的回扣。曾国藩又上折皇上，希望军费免于户部“把关”，想省下这八万两。皇上点头了，但为了不得罪这批七品官，曾国藩仍答应之前说好的八万两照给，只求书吏们“不能再漫天要价”——你看，两个大清国的重臣，几百万军队的军费，哪怕皇上已经“决策”，还是被几个七品处长“中梗阻”，差一点“搞死”，更何论其他？

　　“处长问题”可以见仁见智。但有两条需要强调：一是再说一遍，我们的“处长”多数是好的，这应是平心而论的公论、有目共睹的共识，决不能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二是即使有些“衙门”、某些地方，确实存在“处长问题”，也要从体制上找“问题”，靠改革来解决“问题”，而不仅仅从“处长”们的个人品质、道德操守上看“问题”——比如“几个处长”来给国务院“把关”这样的“颠倒”，我看或也不是这“几个处长”揽权，可能还是“制度”如此、“程序”使然呵。所以还是要靠体制的改革，改变任何一个层面因为“权力过于集中”而形成的“中梗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