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选择性反腐”之事日见其多，社会上对“选择性反腐”的疑虑不断被坐实，必将严重损伤反腐败斗争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公信力，通过反腐败实现澄清吏治、夯实法治的目标，也必将大打折扣。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为他人在医院基础工程建设、医疗设备采购、医生岗位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共计3500万元以及价值8000余万元的房产100套、停车位100个。据报道，早在2010年左右，监察机关就已经掌握了王天朝涉嫌受贿的线索，并将相关材料上报纪委，但王天朝并未受到查处，也没有停止贪贿行为，直到5年后才中箭落马。

　　5年前，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原院长和第三人民医院原院长因受贿相继被查，行贿者同时供出了王天朝，结果前面两名院长都被法办，王天朝却毫发未损，安然无恙。王天朝5年前免于查处的故事，是“选择性反腐”的一个典型样本。较长一段时间来，有人对反腐败斗争的公正性和公信力提出质疑，认为反腐败存在着某种“选择性”，纪检部门、检察机关查谁不查谁、查到什么程度、要不要进入司法程序等等，都有一些成文或不成文的规矩和讲究。按照这种说法，虽然不能说被查处的贪官中一定有被冤枉者，但一定有贪官原本已经露出了马脚，甚至贪贿事实已被纪检部门、检察机关掌握，因“上面”有人或其他特殊缘由而被保了下来，继续为官做宰甚至步步高升。

　　上述质疑到底能否成立？“选择性反腐”是否曾是一种真实的存在？5年前云南省查处二院原院长、三院原院长等一批医界官员，刮起一场医院反腐风暴，而对一院院长王天朝进行“选择性保护”，“选择性反腐”的逻辑在此得到充分体现。据知情者分析，当年王天朝是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的心腹，专门组建医疗队为白服务，被视为白的“大管家”，王天朝能够被保下来，十有八九是白恩培在背后起的作用。除此之外，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当年利用职权掌握了重庆市原副市长谭栖伟、北碚区原区长雷政富等官员涉嫌贪腐的证据，但王立军并未将这些证据交给纪检部门或检察机关，而是答应这些官员替他们保密，其目的是要在关键时候拿出来要挟他们，这也是“选择性反腐”的一个经典案例。

　　无论是“老领导”发力将王天朝们保下来，使之继续在官场发展经营，为自己提供各种周到服务，还是像王立军那样暂时放贪官一马，而以贪贿证据要挟贪官服从就范，还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对部分特殊的腐败分子网开一面不予追究，“选择性反腐”的危害都是显而易见的。它首先是对部分腐败行为的姑息放任，甚至是对腐败势力的鼓励纵容，其结果必然是，不但部分腐败存量得不到及时、全面清理，而且还会源源不断产生更多腐败增量，致使腐败毒瘤不断积累恶化、尾大不掉。

　　其次，如果一部分腐败分子依法受到严查严惩，另一部分腐败分子却堂而皇之逍遥法外，或者稳坐官场我自岿然不动，这种鲜明的反差只会昭告世人，反腐败斗争本质上更是权力斗争，一个人只要站对了队、跟对了人，只要“上面”有大人物罩着，那么再怎么招权纳贿腐败堕落，也不会成为反腐败斗争的目标。如果“选择性反腐”之事日见其多，社会上对“选择性反腐”的疑虑不断被坐实，必将严重损伤反腐败斗争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公信力，通过反腐败实现澄清吏治、夯实法治的目标，也必将大打折扣。

　　十八大后，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大刀阔斧推动反腐败斗争，反腐成效有目共睹。这一轮反腐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凡腐必反，除恶务尽”（习近平语），就是要对大大小小的王天朝及其“保护伞”实行“零容忍”，绝不给予任何法外施恩的“例外”。只有从源头上铲除“选择性反腐”的土壤，反腐败斗争才能取得持续进展和最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