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岁的江苏泰州市高港区副区长徐绍文最近辞掉了所有职务。官方尚未公布其辞职原因，网上有说他炒股赚了一大笔钱，也有说他养螃蟹赚了一笔。而据徐的父母介绍，儿子辞职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身体不好。徐父告诉记者，前年下半年，儿子查出血糖高达8.0，血压高时达到160，需要天天吃药，身体很不舒服。他的工作却很辛苦，周六周日都没时间休息。

　　我宁愿抱着善意，相信徐绍文的父母。此前，因“诗意辞职信”走红的湖北恩施州纪委法规室主任孙涌，其自述辞职原因之一也是身体出了状况，连续四年体检窦性心动过缓，2011年体检心率最低至每分钟38次。

　　因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而辞职，在过去的中国官场非常罕见。过去，一个浸淫官场多年的公务人员，一旦离开官场，如果没有丰厚积蓄，上有老下有小，生计都会成为问题。所以很多人即便身体有恙，也会硬挺下去，有的人哪怕已经胃穿孔，酒桌上也照喝不误。难道是他真不要命了？不是的，不巴结上级就可能边缘化，养家糊口的能力就会降低。再说，承平时期，待在官场，也就意味着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

　　社会经济的发展，客观上在弥合官场与社会的距离，更重要的是，社会提供了更多的行业和就业机会，很多行业的收入水准远远高于公务人员，特别是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一个人可以通过更多的方式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这为那些想要辞职的公务人员提供了退路。

　　在这种背景下，公务人员的辞职，就会显得不那么惹眼，这也使今天的公务人员辞职与前几次公务人员“下海潮”具有本质不同。前几次公务人员“下海潮”中，辞职者往往追着某几个行业去拿高薪，谋求更大发展。而现在的辞职者，多半是寻找最适合他自己的位置。比如，徐绍文的父亲介绍，辞职之后，儿子开始有时间锻炼了，目前在南京陪自己的女儿读书，“算是无官一身轻”。辞职后的孙涌准备从事律师工作。去年辞职的湖南省临澧县副县长刘涛回到村里，通过流转租赁了100多亩土地，在当地率先建起了红心猕猴桃种植示范基地。

　　当社会为个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以供选择时，人的自由度就提高了，权力场对人性的扭曲相应减轻，社会的价值评判会趋于正常。刘涛举例说，有一次，无官一身轻的他去接儿子放学回家。儿子与一个小伙伴的对话，让他忍俊不禁。原来，儿子的小伙伴炫耀自己的爸爸是局长，儿子却说：“这有什么，我爸爸副县长都不当了!”

　　官场上官职大小的影响，会很自然地影响到幼童心理，公众对“我爸是李刚”的反感，就是对这种恶劣影响的集中爆发。但是，通过刘涛所举的例子，我们看到了他之辞职对孩童心理世界的有限矫正，可以想象的是，如果官场中的公务人员也像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那样，正常地入职、履职、辞职，那么社会对行政权力的顶礼膜拜必定大为收敛。

　　在前现代社会，职业无高低贵贱的评价是一种政治理想，社会经济的落后决定了这种政治理想不可能成为现实。在这样的社会，离权力越近的职业，社会地位越高，物质生活更有保障；离权力越远，职业越卑贱，越经济困窘。不过，现实正在发生改变。从上述公务人员的辞职中，可以管窥蠡测社会风尚的一些值得肯定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