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敌人又自本区开始扫荡，明日准备搬家了。”

　　“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作教养子女等用。”

　　以上几段话，分别摘自抗战名将戴安澜、左权和吉鸿昌的家书。在烽火连天、山河沦陷的时代幕布背后，是一幅幅村舍田宅、小桥流水、母慈子孝的家庭美满画卷被撕碎。时间轴推回到1937年，面对叫嚣着“一个月内解决中国事变”的侵略者，当时每一个中国人都面临选择：究竟是恋恋故土、溺于至亲而甘当“顺民”，还是不忘匹夫之责直至挺身而出？

　　严复曾在《孟德斯鸠法意·卷五按语》中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于是，在时代浪潮的起伏中，我们看到了不少“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的悲剧。在甲午战争后，竟有南方某水师以“并非北洋水师”为由向日军索要被俘战舰，沦为笑谈，以致梁启超评价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是“以一人敌一国”。在国民意识沉睡的年代，国与家的关系是陌生的，民族未来与个体命运的联接是脆弱的。

　　仅仅四十多年后，当日本侵略者再度袭来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怎样的抵抗者？“国将不保，家亦焉能存在？”抗战将领蔡炳炎家书中的一句话，说出了时代的心声。在华夏大地上，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团结起来了。除了正面战场的浴血奋战，在东北，还有潜伏于地下、出没于敌后的东北抗联；在华北，有不甘作亡国奴，穿梭辽阔国土作出对角线迁徙的大学师生；在上海，有穿过战地，为中国军队运粮送物的市民、商人、学生甚至街头混混；在延安，有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不断拖垮日军意志的根据地人民……

　　甲午时失魂落魄的一盘散沙，到抗战时已凝聚起了万里长城。侵略者面对的，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百姓，而是注入了民族精神的国民。日本史学家井上清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败于美国，而且更惨地败给了中国。正确地说，（日本）败给了中国人民。”

　　当侵略者来袭，国与家之间便不再有隔膜，相互之间的选择亦显得不需讨论。家人之爱固然值得留恋，但当国之不存，家又焉附？今日重读抗战中的家书，回眸战火中的温情，舍小家为国家的抉择固然有撕裂人心的痛楚，但谁又能指摘先辈们的选择不够“理性”和“划算”？时光倒转，当他们再一次面临抉择时，难道还会选择另一选项？毋宁说，正是危难时一个个小家的破碎与牺牲，换来了国家的站立与挺拔；而国家的和平与繁荣，才让一个个小家美好而温馨。

　　硝烟已经散去，一场给中华民族带来深深创痛的劫难，究竟在民族的灵魂深处留下了怎样的烙印？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抗战之后，中国人民明白了：国与家原本便是紧密相连，民族危亡之际，没有置身事外的看客。经此浩劫，人心非但没有散漫，反而更加团结；民族的脊梁非但没有被打断，反而更加挺拔。

　　我们倾听历史深处的回响，也眼望国家未来的方向。中国在复兴之路上的前行，需要众志成城的国民，需要乘风破浪的决心，需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