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于日前召开。由党中央召开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其规格已经创下了党史先例；置于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语境下，群团工作的地位和分量，也由此可见一斑。

　　顾名思义，“群众团体”应当是最具群众性、最贴近群众的团体。通观党史，党的群团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是“党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的重要法宝”。说白了，工、青、妇等群众团体能不能“同群众说上话”，说的是不是“群众的话”，又能否借此实现充分有效的社会动员，直接影响到治国理政的全局。

　　这原本不应成为问题。但在社会格局和社会需求日趋变化的当下，群团组织能不能继续“有效动员”，却被打上了一个问号。事实上，随着互联网的冲击和新社会阶层的崛起，不少地方固化的群团工作模式已经捉襟见肘；在一些基层群团组织，甚至有人抱怨：方兴未艾的社会组织，正在“挤压”他们的施展空间。

　　简单地埋怨外力显然无济于事。“工青妇”与新社会阶层和社会组织，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群团工作会议亦已传递明确信号：从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高度，群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至于如何加强，靠的是“自我革新”。这种“自我革新”，意味着遵循国家治理的新要求，改造传统的工作“手势”；更意味着直面自身问题，转变观念和作风。

　　习近平总书记的如下强调，颇为耐人寻味：对党的群团工作取得的显著成绩，必须充分肯定，同时必须注重解决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要重点解决脱离群众的问题”。有心者应该记得，两年前总书记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曾提醒，共青团干部要做“青年友”，切不可做“青年官”。这番提醒，针对的其实是所有群团组织干部；其切中的，正是有没有“脱离群众”这个群团组织发展的要害。

　　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友”，还是群众的“官”，决定了群团组织离群众是近还是远，也影响到群团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发挥。大部分群团工作者对此颇为清醒，但也有人并未摆脱误解和偏见。在一些地方，总有群团组织的干部认为所在组织是“二政府”，自己自然是“官员”，于是一切工作沿袭行政机关的层级方式；有的干部熟谙“对上负责”的行政思维，在基层的工人、妇女、青年眼里，他们更擅长“作报告”、“作指示”，对工作对象的实际需求却茫然不知；更有甚者，公开将基层群团工作经历视作向上升迁的“跳板”，人们只见其“跃跃欲升”，却不见“沉到基层”……

　　这些现象，在刚过去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均有强烈的反映。显然，“官腔”不改，群团组织的干部们只会离群众渐行渐远，甚至栽了自己的跟头——前一阵被曝光的湖南永州官员“踩红毯植树”事件，作为始作俑者之一的区妇联主席就受到了免职处分。就事论事地说，铺红毯未必是妇联主席一人的错，或也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因素。但话说回来，身为一个群团组织的干部，精力却花在如此这般的“投上所好”上，其要团结的“妇女同志”们，又会怎么想呢？

　　需要反思的，自然不只是一个妇联主席。正逢“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开展之际，各级群团组织的每一个干部，其实都值得以此为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说到底，群团组织的政治使命，是“为党分忧、为民谋利”；其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应当是“桥梁和纽带”，是“治理中枢”。每一条定位，都意味着群团工作必须告别“官腔”，弘扬务实之风。而在摆正了这样的位置之后，一切顺应时代需求而进行的“手势”更新，都会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