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大国难，治大党同样难。执政危机应该说是当前各国执政党所共同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这个执政危机既来自于现代社会形态、人们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也来自于执政党内部组织形态、党员忠诚以及政党权力运作方式的改变。所有这些因素，都让执政党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对于长期执政的执政党来说，加强自我监督，遏制腐败发生，显得更为重要，处理不当，将会对执政党造成致命危害。从国际执政党的经验教训来看，一些政党之所以产生严重的执政危机甚至最终失去执政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未能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深陷权力与金钱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切实推进反腐工作，是当前应对执政危机、增强执政危机意识的必要措施。执政党必须重新定位，作出新的调适，推进自我监督和内部治理。因此，强化执政党的自我监督是保证长期执政的重要保证，如果一个政党治理不好自身，那么还能企望这个政党治理好一个国家吗？答案是显然的。

　　与国外政党相比，我国执政党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严峻，这一点大家从十八大以来我国所开展的反腐败工作可能看到。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强化执政党自我监督不应该是微观层面的修修补补，而应该是一个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不应该是临时性的“救火”措施，而应该是长远性的发展策略。从这个意义说，执政党自我监督理应从属于政党治理，从政党治理的角度来审视自我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任何一个政治体制都有相应的监督方式，各执政党应该结合体制特点寻求最合适的监督方式。

　　从我国执政党政党治理的角度来说，下一阶段，执政党的自我监督应当把握三个方向：

　　一是从集权性监督转向民主性监督。从我国执政党监督效果来看，在众多监督方式中，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是最有效的，毕竟在现行体制环境中，下级的政治利益仍掌握在上级领导手里。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之所以比其他监督方式有效，其要害在于其可以传导两个压力，一是晋升压力，可以决定监督对象在官场的升迁和提拔；二是问责压力，可以对监督对象的失职进行“一票否决”，让其离开领导岗位。由此，形成一个不利局面：过分集中于监督对象，即上级领导特别是一把手权力难以受到有效监督，虽然有一把手不直接分管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述职述廉制度等，但仍无法发挥实质性作用，下对上的监督形同虚设。在八大以来落马的厅局级官员，“一把手”的比例超过60%。在这里，必须实现党内权力结构的分化，形成党委——纪委——党员群体之间相互监督的格局，形成党委权力、纪委权力、党员权力三者相互制约的监督机制。具体而言，三者之间权力各自分开，各司其职，党委掌握决策权，不直接领导同级纪委；纪委掌握监督权，能够监督同级党委，可以实行否决权；党员掌握选举权，对不称职的党委和纪委实行解散，对个人实行罢免。这样做，其最终结果是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力，强化纪委专门监督的强制力，用党内民主制度来推动执政党自我监督。

　　二是从封闭性监督转向开放性监督。政党治理认为监督权力的主体多元的，自我监督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强调不同监督力量的合作协调。因此，执政党自我监督不应该是封闭的，更不能局限于领导的个人意志层面，而应该提高开放性，充分吸纳外部监督力量特别是其他政党和社会公众参与。因此，在发挥执政党自我监督主渠道的同时，要推进党务公开，党纪政纪案件要实行公开审理，吸纳普通党员和社会公众参与审核。实行情况通报、社会公示和决策论证制度，扩大重大决策的透明度。

　　三是从权力型监督转向生态型监督。在我国，自我监督旨在解决执政党如何长期执政的问题，在解决党员干部如何保持廉洁从政的问题。综观近年来所查处的腐败案件，不禁要问，为什么一些单位和部门会出现“前腐后继”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塌方式腐败”？这些都是典型的政治生态恶化的结果。政治生态与腐败现象形成恶性循环，政治生态恶化会强化腐败的动机并提供更多的腐败机会，而腐败现象则会强化政治生态的恶化，让政治生态失去自我修复和自我纠偏的能力。如何推进呢生态型监督呢？需要解决一个现实问题，即利益问题。为什么有些人对党的执政成效存在或那样的质疑，究其根源，是“利益”。利益唤起了人们的改革动力，但由于“思想”缺位，在实现“利益”的过程中，有些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发生了迷失，精神受到了污染。应引导党员干部从复杂的“利益”关系中形成利益共识。改革的本质就是权力和利益的重新调整，改革旨在打破原有不合理的利益格局。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动灵魂还难，这是改革的最大难点，也是社会问题的要害之处。全面改革越是进入深水区，越需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坚持“触动利益”的决心与勇气，改变既得利益格局。与此相适应，一项任务在于培育正确的利益观，要努力改变原有“官本位”的心理积淀，摒弃特权意识和作风，不要把自己在权力结构中的职位和等级等同于利益格局中的财富和福利，更不能把“官位”视为一种特殊的待遇，而应更多地看到“官位”所代表的责任和义务。

　　总之，推进党内监督，是执政党治理的必由之路，是保持执政地位的政治要要求。

　　庄德水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文系作者在“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分议题研讨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