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媒体和公众继续关注“南航急救门”，相关报道和评论都集中到同一个问题上：航班和地面救护各自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为什么在关键时刻互相推诿，谁也不肯为急病乘客多做一点？

　　所谓“多做一点”，就是多负一点责任。用责任观来考量，我们不难发现，这件事情和以往常见的推诿责任现象没有什么区别，这不是一个偶然、孤立的事件。一些业内人士和专家认为航空公司与地面救护的权责界限需要厘清，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权责界限清楚的地方，相关各方照样在推诿责任。

　　以“降落后50分钟才开舱门”为例，南航先是解释说塔台没有指令，后来说飞机刹车系统故障，不能滑行到停机位，所以不能打开舱门。但空管专家指出：有特殊情况，可以向机场提出要求，机场在协调好其他航班、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未到停机位可以开舱门。但是，要协调航班，涉及到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机场的各个部门，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航空公司或机场愿意为一个普通乘客这样做吗？这样做对他们有好处吗？不做会有什么坏处吗？即使是危在旦夕，那也是你危在旦夕，你的死活与我的利益、前程无关。这是不用复杂的思考和推理就能做出选择的。

　　在一些部门、行业或单位，什么时候多做一点、并争取做到最好，什么时候少做或是不做，不是取决于职业伦理，更不是公共利益，也不是行业内部各种形诸文字的“显规则”，不是挂在墙上或网站上的各种承诺、规则，而是各种各样的潜规则。“潜规则”是个大概念，它还有许多具体的“细则”，视不同情况而采用。一般来说，谁对我最有利，对谁就最负责，这时，比刹车系统故障严重一百倍的困难，都不是问题了；有能力损害我的，同样要伺候好，要化敌为友，变害为利，到时候为我所用。有了强大的利益同盟，对我既无好处也无威胁的，就可以无视了。“有点理想的记者”张先生就被视为这样的人。

　　当一个行业或单位形成这种“责任模式”即有选择的负责的时候，其内部人都会心照不宣地循其行事。这时候生活会显露其荒谬的一面：大家都不负责任的时候，不会有人受到惩处，即无须为“不负责任”负责，如果谁出来负责，“多做一点”，他就违逆了不负责任的大多数，他就成了对内部人不负责的人，他要为此付出代价。达到这种水平，潜规则就成为每个内部人的习惯，最终积淀成为一种文化。文化是深入骨髓的东西，改起来很难。所以，南航一面向“有点理想的记者”张先生道歉，一面还在为自己辩解，同时还在跟机场方面互相推诿：到底应该由谁抬病人下飞机？

　　这个事件让我们看到潜规则的可怕：它让人们的精力消耗在最基本、最起码的生存保障上，感受不到生活的美好与生命的珍贵。潜规则迫使人为了最基本的生存放弃自尊，放弃精神高贵的可能，蝇营狗苟，鼠目寸光，心灵不能自由呼吸。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看，国民的创造、创新精神被抑制，既不利于参与国际竞争，也有损国家体面。要减少南航事件一类的负面事件，除了完善各种具体规则，根本性的解决，还要改造文化和改造社会结构并重。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有这样的耐心：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前，南航事件之类的事还会不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