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精英应认识到自身“博学的无知”

　　社会科学的低水平进而助长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人文主义情怀。宋朝以来，读书人开始以“王者师”自居，“以天下为己任”，以“道统”对抗“政统”。这种使命感固然可嘉，但也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傲慢，不但是对王者的傲慢，也是对百姓的鄙视。这种人文主义情怀到了近代就自然转换成自虐式激进主义，妖魔化祖宗，对“中国”失去了起码的敬畏感。即使到了80年代反思“文革”，思想的贫瘠也未能助推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发展。

　　由于社会科学的“去中国化”以及社会科学界整体水平不高，使得太多的碎片化或者根本不靠谱的知识在流行。比如，追求市场化就必然削弱政府的作用，把公民社会等于民主政治，选举授权才有合法性，要自由要分权就反对集权，谈论民主只能说其好而不能说其问题，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经不起经验检验的似是而非的知识。以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碎片化知识来指导国家治理，结果会是什么样呢？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有能力的中央集权，自由和分权变成了地方豪强政治，这对草民是福还是祸？很多国家的政权是靠选举产生的，结果都是“无效的民主”，不能治理的政府不但不具有合法性，更是非道德的，因为政府的天职就是治理。

　　读书人以谈论政治为天职，但是因为受狭隘的、贫瘠的甚至是虚假的政治知识的支配，很多人所谈的政治与“治国之道”背道而驰，不然“阿拉伯之春”怎么会变成“阿拉伯寒冬”，理想中的“自由民主”怎么变成了普遍的无效治理乃至国之不国？这并不是说不能谈论政治，但是必须首先认识到自己政治知识的局限性乃至“博学的无知”，必须承认自己之所见不过是管中窥豹，从而做到能审慎地谈论政治。对于富有人文主义激情的中国社会科学学者而言，敬畏“中国”、审慎的低调本身就是在承担社会责任。（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