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延迟退休是社会热议话题，而记者却在湖南多地发现，有一些年龄并不算大的“局办委”或乡镇“一把手”、重要班子成员向上级打报告，要求按照地方“公务员50岁（或50多岁）以上可退居二线、享受比在职时更高待遇”的政策，自请“退出领导岗位或自愿提前退休”（以下简称“早退”）。（4月5日《瞭望》新闻周刊）

  一方面宏观政策的趋势是“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另一方面微观政策的实施却是“允许符合条件的干部自愿‘早退’”。政策悖论的后面实际上掩藏着利益的博弈与待遇的考量。

  梳理这些“早退”干部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机构改革合并职数减少无法安排，欲求“待遇换位子”；二是长期担任主官但升迁无望，欲求“待遇换平安”；三是工作能力难以提高跟不上形势，欲求“待遇换轻松”。无论是哪一种原因寻求“早退”，都不可避免地让这些官员成为“休而不退”的“散吏”。

  这种方式一旦成为常态，必将对政治生态造成诸多影响：一是额外补充血液增加财政供养负担；二是人浮于事造成机构臃肿；三是拿工资不干活影响干部队伍积极性。诚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所言，“早退”只是权宜之策，可能对干部群体造成影响，产生跟风效应。

  笔者以为，在当前形势下与其默许干部“早退”，不如让其“转岗”，让他们在其他合适的岗位上发挥“余热”。

  众所周知，党政机关对岗位职责和要求并非千篇一律：有的岗位适合年富力强的人去开拓，有的岗位适合年高阅广的人去谋划；有的岗位需要初生牛犊去冲锋，有的岗位需要“元老重臣”去督办；有的岗位需要精力旺盛的人去调研，有的岗位需要德高望重的人去巡视。但在现有人岗设置上，却没有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用，有的甚至人岗错位，导致开拓创新不够、筹谋划策不足、冲锋陷阵畏缩、督办检查乏力、调查研究浮面、巡视肃纪不严。

  因此，对于有“早退”愿望的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尽快让其“转岗”发挥“余热”。譬如：对于机构合并无法安排的部门正副职，让其转岗到智囊参谋、决策研究岗位，发挥其年高阅广的参谋优势；对于担任主官升迁无望的“一把手”，让其转岗到一些专委会担任巡视员或委员，发挥其德高望重的威力；对于跟不上形势的年龄大的干部，在加强培训管理的同时，让其转岗到专业技能含量较低的岗位上搞文史搜集、组织动员、维权监督等。

  “早退”是干部正常的心理诉求，但是组织部门却不能“借坡下驴”，出台政策默许甚至纵容“早退”行为。应当加大人岗相适匹配，让“早退”干部转岗继续发挥余热，尽量减少吃财政饭的“闲人群”和“散人群”。

  2015年7月中央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制度机制，给以法治吏按下“快进键”。目前，急需对公务员制度进行顶层设计与创新，修订《公务员法》。通过制度设计，让人才上去，让庸才下来，令“早退”政策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