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5月9日刊发《这些成本最该降！——对两省四市五十三家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调查》的特别报道，讲述权力下放后企业办事的种种不畅：有的审批权从省里下放到县里开发区后，工作人员对企业说：“我们还没弄明白呢，你们先等着吧。”

　　依照习常思维，“我们还没弄明白呢”问题应该在基层部门办事效率差，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不过，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应该重点看到，在权力下放的态势下，基层政府办事不畅的层层束缚。

　　首先，是上级政府将审批权一股脑下放，却无相应实施细则配套，导致地方办事人员在遇到具体的事例时，不知如何处理。审批权下放并不是在会议上上级领导一宣布，红头文件一下发就大功告成，还需要配之以相应的实施准则来予以保障。基层人员面临的企业诉求是多种多样的，在没有详细准则的保障下，只是根据一个大的红头文件，难免会有瞎子摸象之感。

　　在面对这些各式各样的审批时，往往需要根据自己的个人经验来进行判断，一般来讲，基层人员为了避免审批出问题，多会采取保守的态度，这里面固然涉及“思维僵化”的问题，但棍子也不能一味打在基层人员身上。因为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最后的责任还需基层办理人员来承担。

　　其次，审批权下放后，人却未下来，这导致原有的基层人员在面临新的办事程序时，显得疲软无力。权力下放涉及人力资源、社会成本重新配置等问题，尤其是审批主体人力问题，尤为重要。一方面审批权力下放后，意味着原有的基层人员面临着新的办公流程，而这块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需要组织相关业务培训；另一面，对于一些特殊领域的审批，需要具有相应知识结构的专业人员。

　　另外，审批权下放后，事后的监管机制却未跟得上。“我们还没弄明白呢，你们先等着吧。”这里面虽有着办事人员对文件未吃透的因素，但根源上还在于民众对基层人员所形成的办事压力不足。

　　如果权力下放后，能配以完善的考评和追责体系，相关官员自然不会有着这样“随意”的回答。当然，正如笔者上面所述的原因，民众监督所形成的压力并不是要追责基层办事人员，而是通过层层压力传递，最终“逼迫”上级政府对审批权所涉及的种种问题予以解决。

　　审批权依据中央文件一股脑下放，然后就不管不问，说到底也是一种懒政，还是“为官不为”思维在作祟。如何打通审批权下放的“最后一公里”，民众的监督和相应的问责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