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将成为国人生活、法治、文明的教科书，教会我们知道如何通过法律解决问题

　　6月27日，民法总则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自1954年起，我国几次启动《民法典》编纂；如今，《民法典》编纂又一次提上国家大政日程，这是恢复编纂《民法典》工作的第一步。

　　实际上，民法典和每个人，从生到死每时每刻都息息相关。

　　民法典产生必须仰赖三大前提：开放性、时代性、民族性。

　　就开放性而论，市场经济互通有无，本无界域可分，亦无种族、宗教、文化之藩篱。中华文化固有之传统向来葆有鲜活的开放性特征，无论是遣唐使、市舶司，都彰显着一个时代的开阔胸襟和从容大气。唯有晚清时代，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以天国自诩，以博大自夸，以富有自豪，特权阶层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真理；天下财富，既未藏富于民，亦未藏富于国，而是藏富于官，最终导致国运衰竭，民怨沸腾，内忧外患，终至颠陨，此点构成晚清专修《民法典》之最重要契机和动力。

　　就时代性而论，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不少立法滞后于经济发展，动辄以政策先行、法律固化作为治国方略，虽然有利于促进立法之实效性，却牺牲了立法之前瞻性、体系性。以政代法现象比较严重，政出多门、法出多门，成文法权威难以确立。《民法典》编纂不仅可以缓解、消弭上述风险与弊端，且能增强各市场主体行为预期，减少不可知成本，最大程度实现制度供给的丰富性、多元化目标。

　　就目前情形而论，开放性、时代性自无障碍，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民法典作为西方近代以来的权利表征模式和言说方式，与中国固有之民族性如何吻合对接？前几次《民法典》编纂的延宕、停滞，都和这一问题息息相关。

　　历时60年的坎坎坷坷，一部成文的民法典都还没有，既不是政策导向问题，也不是什么智慧问题，更不是什么抽象逻辑、立法技术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找到民法典的定位坐标。

　　民法典是一种文化选择，是特种民族文化的价值表达和传输。但问题在于：我们曾经试图通过社会化运动来颠覆、移除我们的民族传统，包括政统、道统、学统，自然也包含了法统。但如何去掉其骨子里坚韧的积存固化，仍是任重道远。自己的反不掉，别人的拿不来。这就是民法典面临的时代困境或者文化困境。

　　所以，我们提了中体西用，后来又提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解决了开放性和时代性问题，并非就说明民法典会一路坦途；只有解决了民族性问题，我们才能回旋自如，才能决定我们编纂一部何等样色、品质的民法典。

　　按照工作安排，第一步《民法总则》的起草工作，计划在2017年完成。然后再进行《民法典》中其他相关法律的编纂，最终到2020年，完成《民法典》的全面整合。

　　其中，《民法总则》相当于是“牵牛鼻子”的。作为《民法典》的一个总则，它像一个钢绳的作用，所有的原则，概括性的、指导性的内容，都要在《民法总则》中先确定下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对《民法典》的其他的有关内容进行完善、起草、编纂。

　　《民法典》将成为国人生活、法治、文明的教科书，教会我们知道如何通过法律解决问题。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