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采样器本用于实时监测空气质量，作为国家直管的长安区监测站，不经允许任何人不得入内。然而，近日媒体报道，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主要官员出于自身政绩考量，偷配钥匙并记住密码，用棉纱堵塞采样器，致使数据异常，引起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注意。随后警方立案调查，环保长安分局局长、监测站站长、副站长等涉案人员已被羁押。

　　给空气采样器戴上一个防雾霾“口罩”，由此获取的数据尽管不真实，但却一定比真实的数据漂亮。鉴于当下各级政府对环保，尤其是空气质量的重视程度，将更漂亮的数据视为官员的“政绩”，也属正常。不仅如此，地方空气质量数据被优化了，也可减轻来自民意的压力。现实生活中，类似的“欺上”、“瞒下”做法，也并不鲜见。

　　据报道，自新环保法于2015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仅一年时间就有2658起监测数据造假案例被环保部门查出，17个省区市对发现的问题立案78起。今年6月，山东等地的环保部门还通报了多起环境在线监测数据造假案例，涉嫌造假的企业或被挂牌督办，或企业相关负责人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而大量造假案例被查处的同时，也意味着仍有相当数量造假行为晦暗不明。

　　尽管这些案例最后都有相关责任人被查处，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些造假行为均不简单。企业造假固然罪无可赦，但政府监管部门有意无意的纵容也责无旁贷；低层级机构、官员造假往往容易查办，而隐藏于背后的指使者、纵容者似乎也应承当相应的责任。若对此缺乏深入追究、一查到底，则类似造假行为就不可能禁绝。

　　长安分局主要官员给采样器“戴口罩”，据说是出于“自身政绩考量”，这样的说法显然难以让人信服。空气质量的好坏体现的是一个地区整体性的环境治理水平，基层环保部门当然有责任，但不应该、也不可能承担全部责任。同样，国家直接采集的数据好坏，也未必能够对一个检测站的官员产生多大负面政绩。也即，在造假但获益微薄与造假被发现却惩罚很重之间，如何选择取舍似乎并不难。

　　由此也可推断，在这起人为修饰数据的背后，必然有着某种更为强大的压力机制，使得这些基层的环保官员不得不为之。至少，也该调查清楚，这究竟是个别官员的个人行为，还是整个部门机构的集体行为？还有，作为数据漂亮的主要受益方，当地政府在这里面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即便没有主观的动力，监管失职的责任也跑不掉。

　　　　准确、真实的环保数据是决策的基础，这个道理相信大家都明白。也正是为了确保数据的有效性，国家才会在各地设置一些直管监测站。这一制度的初衷，其实也是防范地方保护，避免数据被地方官员因为种种考量而肆意修改。只是，这样的制度设计，依然还是会被“设计”，不能不说，治理各种人为的“雾霾”，远比治理大自然的雾霾更困难。

　　也因此，为了确保数据真实，以及由此做出的决策更接近科学，有必要检讨目前的政绩评价机制，环境问责是必要的，但要从经济社会运行的实际出发，不能将大气污染的责任完全压到环保部门身上，而是要综合考虑方方面面的工作。比如，从城市规划、产业布局、科学决策做起，实施源头治理，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到头来只抓住几个环保官员问责。

　　还有，对于具体造假个案，不能再稀里糊涂地将责任都推到几个具体修改数据的人头上，而是要追究背后的浓重背景，一查到底，找到真正的压力来源。这样，既可以防范其后花样翻新的造假行为，也可以进一步理清责任的边界，不至于有人甩锅有人背锅。

　　为什么公众总是抱怨官方的环保数据与感官不匹配？除了认识科学与否之外，不排除数据的真实性确实存在问题。毕竟，环境问题关乎民众健康，有关部门应该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拓宽数据的来源，有技术条件与能力的社会组织、第三方机构等不妨也可纳入权威部门数据采集的渠道，这样，有比较才会有鉴别，也才会不至于让数据总是远离公众的体感，进而才可能采取正确、有效的治理办法。